【#环时深度# ：“蜜月”70年，#印俄情谊有多深# 】在眼下的俄乌危机中，印度的“中立”和模糊策略颇引人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就俄乌危机问题举行投票时，印度投了弃权票。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没有在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明确“选边站队”，离不开印俄两国特殊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没有俄罗斯的备件，我们的飞机飞不起来，我们的轮船无法航行”。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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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生涯中，始终以“知识”作为其追寻的对象，“就知识的准确性，或就知识对象的尊贵和奇妙而言”，“我们都理当把灵魂的研究列为第一位”。出于对灵魂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写了《论灵魂》这部重要著作，并在《论感觉及其对象》、《论记忆》等一系列短篇论著中进行了探究。
灵魂（psuchê，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它的拉丁文名字“anima”）一词最早是指呼吸、生命。正像我们常常以“没气了”来表述某个对象的死亡一样，这种将生物呼出的气体与其生命力相连接的想法早在原始人中就已经产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巫术思维的残留，因而具备了某种跨越地理限制的共通性。psuchê一词在希腊人的使用中也逐渐被附加上了主管生物生命力的意义，最终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到的灵魂一词的内涵。
图片
在希腊先民们看来，一方面，灵魂在激烈的战斗中会危险并且人们会因为死亡而失去它；另一方面，在死亡时灵魂会从人的四肢流出并去往地底世界，在那里过上多少有些悲惨的死后生活。
而自希腊哲学兴起，灵魂一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不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者们将灵魂泛用于宇宙万物，并且给予了它们神圣的性质，形成了泛神论的宇宙观念；于是“灵魂”由之披上了由宗教与神话元素织就的外衣，并且就此成为了哲学家们普遍使用的概念。
从泰勒斯开始，整个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没有一个哲学家不将灵魂作为自身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希腊哲学的自身发展，有关灵魂的各类学说也层出不穷；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也纷纷运用灵魂的特性、功能以及作用来解释与论证自己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政治伦理学说，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更是个中翘楚。
就像其他哲学家那样，亚里士多德对于灵魂学说在自身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他说：
“所有知识都是应受尊重和珍视的，或就知识的精确性，或就知识的对象崇高和奇妙而言，有的知识更值得尊重且更有价值。就这两方面来说，我们有理由把研究灵魂的学问置于首位。总所周知，关于灵魂的知识对于真理的推进，尤其是对自然的理解有着巨大的贡献，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灵魂是动物生命的本原（原理）。”（《论灵魂》）
图片
出于对“灵魂”的这种首先与重要性的理解，灵魂学说与希腊哲学家理论的缠绕几乎是贯穿了整个古希腊思想史的始终，并且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爱智者”的理论之中不可分离。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学说的形而上意义是他始终关切的问题。灵魂说是他本体论、知识论乃至于社会伦理学说的重要论证证据，并且是他理念论产生的根本。
柏拉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灵魂在整个宇宙中的运行。如果灵魂完善，羽翼丰满，它就在高天飞行，主宰全世界；如果灵魂失去羽翼，就向下落，与肉体结合，成为易朽的生灵。神驾车在天上飞翔，生灵也跟随着神灵。在这个过程中，灵魂可以凭借理智看到正义、节制本身和关于真正存在的知识。但灵魂中非理智的部分始终在干扰它们，于是许多灵魂时而上升时而下降，难以获取全部的知识；更有许多灵魂困顿于下界，投生为人。
而关于灵魂投生肉体的情况，同时柏拉图的讲述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副灵魂轮回的图景。他说灵魂投生肉体后，依照正义生活则能够获得较好的命运；每个灵魂在一万年后才能重归天上，但倘若它们在千年一度的运行中连续三次选择了真诚地追求智慧的哲学生活；它们就能够获得“减刑”七千年，恢复羽翼展翅而去。
当然亚里士多德对于自己老师所描绘的这个“童话故事”是嗤之以鼻的，毕竟知识推广不能靠恐吓传销。继承古希腊传统，亚里士多德同学也将灵魂学说彻底化为了自身理论的知识基础，这种对于灵魂说的关切贯穿了他的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灵魂说成为了他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也是他第一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本体论或是知识论都与之紧密相关。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人的生存、行为的研究必然要以灵魂说为基础，伴随这些研究诞生的政治学、伦理学与灵魂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图片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前人对于灵魂的理解无疑都是存在偏颇的；他既不同意柏拉图将灵魂当作独立运动实体的观点，也不同意传统上灵肉分离的二元论观点。
他认为灵魂应当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形体的形式，生命也是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也具有潜能和实现两个方面；正是灵魂使得身体的潜能转化为了现实的生命活动，灵魂对于这一活动的推动正是身体运动生灭的原因。
而依据对亚里士多德其他论述的总结，往后的希腊哲学家们也将两种性质赋予了灵魂：其一是引起事物运动的原因，二是产生认识和感知的能力；运动、感觉以及非物质性于是成为了灵魂的最基本属性。
但尽管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关于灵魂的看法存在着诸多分歧，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将灵魂的地位放置于肉体之上，认为它比肉体更重要、更高贵以及更优先，而灵魂的本质正是理性。也因此亚里士多德曾一度将人称呼为“理性动物”。
由希腊先民再到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在古希腊的演进也伴随了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始终，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一个侧影；而由与生命的联结再到对理性的侧重，灵魂学说的发展则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精神发展的一个缩影。
正是由于这种对理性的高扬，人们才真正从原始蒙昧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开始对知识的寻求，并就此开启了数千年哲学求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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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生涯中，始终以“知识”作为其追寻的对象，“就知识的准确性，或就知识对象的尊贵和奇妙而言”，“我们都理当把灵魂的研究列为第一位”。出于对灵魂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写了《论灵魂》这部重要著作，并在《论感觉及其对象》、《论记忆》等一系列短篇论著中进行了探究。
灵魂（psuchê，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它的拉丁文名字“anima”）一词最早是指呼吸、生命。正像我们常常以“没气了”来表述某个对象的死亡一样，这种将生物呼出的气体与其生命力相连接的想法早在原始人中就已经产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巫术思维的残留，因而具备了某种跨越地理限制的共通性。psuchê一词在希腊人的使用中也逐渐被附加上了主管生物生命力的意义，最终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到的灵魂一词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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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先民们看来，一方面，灵魂在激烈的战斗中会危险并且人们会因为死亡而失去它；另一方面，在死亡时灵魂会从人的四肢流出并去往地底世界，在那里过上多少有些悲惨的死后生活。
而自希腊哲学兴起，灵魂一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不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者们将灵魂泛用于宇宙万物，并且给予了它们神圣的性质，形成了泛神论的宇宙观念；于是“灵魂”由之披上了由宗教与神话元素织就的外衣，并且就此成为了哲学家们普遍使用的概念。
从泰勒斯开始，整个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没有一个哲学家不将灵魂作为自身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希腊哲学的自身发展，有关灵魂的各类学说也层出不穷；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也纷纷运用灵魂的特性、功能以及作用来解释与论证自己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政治伦理学说，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更是个中翘楚。
就像其他哲学家那样，亚里士多德对于灵魂学说在自身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他说：
“所有知识都是应受尊重和珍视的，或就知识的精确性，或就知识的对象崇高和奇妙而言，有的知识更值得尊重且更有价值。就这两方面来说，我们有理由把研究灵魂的学问置于首位。总所周知，关于灵魂的知识对于真理的推进，尤其是对自然的理解有着巨大的贡献，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灵魂是动物生命的本原（原理）。”（《论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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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灵魂”的这种首先与重要性的理解，灵魂学说与希腊哲学家理论的缠绕几乎是贯穿了整个古希腊思想史的始终，并且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爱智者”的理论之中不可分离。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学说的形而上意义是他始终关切的问题。灵魂说是他本体论、知识论乃至于社会伦理学说的重要论证证据，并且是他理念论产生的根本。
柏拉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灵魂在整个宇宙中的运行。如果灵魂完善，羽翼丰满，它就在高天飞行，主宰全世界；如果灵魂失去羽翼，就向下落，与肉体结合，成为易朽的生灵。神驾车在天上飞翔，生灵也跟随着神灵。在这个过程中，灵魂可以凭借理智看到正义、节制本身和关于真正存在的知识。但灵魂中非理智的部分始终在干扰它们，于是许多灵魂时而上升时而下降，难以获取全部的知识；更有许多灵魂困顿于下界，投生为人。
而关于灵魂投生肉体的情况，同时柏拉图的讲述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副灵魂轮回的图景。他说灵魂投生肉体后，依照正义生活则能够获得较好的命运；每个灵魂在一万年后才能重归天上，但倘若它们在千年一度的运行中连续三次选择了真诚地追求智慧的哲学生活；它们就能够获得“减刑”七千年，恢复羽翼展翅而去。
当然亚里士多德对于自己老师所描绘的这个“童话故事”是嗤之以鼻的，毕竟知识推广不能靠恐吓传销。继承古希腊传统，亚里士多德同学也将灵魂学说彻底化为了自身理论的知识基础，这种对于灵魂说的关切贯穿了他的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灵魂说成为了他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也是他第一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本体论或是知识论都与之紧密相关。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人的生存、行为的研究必然要以灵魂说为基础，伴随这些研究诞生的政治学、伦理学与灵魂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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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前人对于灵魂的理解无疑都是存在偏颇的；他既不同意柏拉图将灵魂当作独立运动实体的观点，也不同意传统上灵肉分离的二元论观点。
他认为灵魂应当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形体的形式，生命也是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也具有潜能和实现两个方面；正是灵魂使得身体的潜能转化为了现实的生命活动，灵魂对于这一活动的推动正是身体运动生灭的原因。
而依据对亚里士多德其他论述的总结，往后的希腊哲学家们也将两种性质赋予了灵魂：其一是引起事物运动的原因，二是产生认识和感知的能力；运动、感觉以及非物质性于是成为了灵魂的最基本属性。
但尽管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关于灵魂的看法存在着诸多分歧，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将灵魂的地位放置于肉体之上，认为它比肉体更重要、更高贵以及更优先，而灵魂的本质正是理性。也因此亚里士多德曾一度将人称呼为“理性动物”。
由希腊先民再到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在古希腊的演进也伴随了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始终，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一个侧影；而由与生命的联结再到对理性的侧重，灵魂学说的发展则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精神发展的一个缩影。
正是由于这种对理性的高扬，人们才真正从原始蒙昧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开始对知识的寻求，并就此开启了数千年哲学求索之路。
《神国》已经二刷完了，里边的内容可以说是超越了同人文的高度，向着一种反乌托邦，人的性格独立，民意这种深层次的社会思想发展了，以西方宗教，神的思想为背景描述在神笼罩下的世界的民意背向，和原著已经没有很大关系了，文章里晦涩深奥的东西太多，这也是我没有小狮太太对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以及民意政治理解深，这个不会写记录贴了，因为根本写不明白[哆啦A梦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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