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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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典:《论语.先进》11.17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求：冉求，公元前522年-？，冉氏，名求，字子有，通称冉有，孔门十哲之列，与冉耕、冉雍世称“一门三贤”，又称“三冉”。年轻时（鲁哀公三年时）为季氏的家臣。冉求生性谦退，志在民足，精通六艺，以擅长“政事”著称。孔子称赞他具有行政管理能力，认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季氏：鲁国“三桓”执政，季氏独大。冉求为季氏之臣。
▲富于周公：周公是周公旦之后，担任周天子之宰，即周王朝的卿士（天子之宰，既谓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职，故云卿士。士，事也）。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天子赐封于鲁，长子伯禽代他承位，他仍然担任周王朝的公卿，其子孙后代也世袭周公之位。“诸侯之卿不得侔（móu，相等，齐等）于天子之卿”，今季氏以诸侯之卿而富过于周王朝之周公。
▲为之聚敛：冉求善理财，为季氏多方聚敛财富。聚，会。敛，收。林氏：“上二句记者坐冉有之罪，而后记夫子之言。”
▲小子：门人弟子。
▲鸣鼓而攻之：声讨其罪。《注疏》：“今为季氏聚敛，害于仁义”。朱子：“使门人声其罪以责之也。圣人之恶党恶而害民也如此。”钱穆：“攻冉求，实以攻季氏。”
■现代翻译：季氏比周天子的卿周公还富有，然而冉求还替他聚敛、增益财富。孔子说：“这不是我的弟子啊！小子们都可以敲着鼓去声讨他。”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按国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冉求为季氏宰，为之急赋税也。郑玄曰：鸣鼓，声其罪以责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天子之臣，地广禄大，故周公宜富。诸侯之臣，地狭禄小，季氏宜贫。而今僭滥，遂胜天子臣，故云季氏富于周公也。而求时仕季氏，为季氏邑宰，又助敛聚，急赋税，以附益季氏之富也。孔子言：冉求昔虽是我门徒，而我门徒皆尚仁义。今冉求遂为季氏急聚敛，则非复吾门徒也。（故《礼》云：孟献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畜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言盗臣乃伤财，而聚敛之臣则伤仁义，伤财不如伤仁义。）又使诸弟子鸣鼓治之也。所以鸣鼓者，若直尔而治，不言其过，则闻之者局，故鸣鼓而且言之，则闻者众也。（缪协云：季氏不能纳谏，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义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讥于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之问，明其义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夫子责冉求重赋税也。孔子之时，季氏专执鲁政，尽征其民。其君蚕食深宫，赋税皆非己有，故季氏富于周公也。时冉求为季氏家宰，又为之急赋税，聚敛财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冉求亦夫子门徒，当尚仁义；今为季氏聚敛，害于仁义，故夫子责之，使其门人鸣鼓以声其罪而攻责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喻于义者君子之事，喻于利者小人之事。冉有学君子之道，而为小人之事，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夫隐恶而扬善者，孔子之心；鸣鼓而攻之者，孔子之所不得已也。对季康子之问，从政则取之，此则攻之，何也？君子之于人，不以所短废所长，亦不以所长蔽所短，其取之者仁也，其攻之者义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周公以王室至亲，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诸侯之卿，而富过之，非攘夺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冉有为季氏宰，又为之急赋税以益其富。然师严而友亲，故己绝之，而犹使门人正之，又见其爱人之无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为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术不明，不能反求诸身，而以仕为急故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冉有既为季氏之臣，所当救正其非，使之由于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顺其所为，私门益以封殖，则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于圣门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盖不能如闵子见几而作。
●《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孔子正党恶之罪以警权臣也。冉有以圣门之高弟，自宜救正，斯为尽忠之道也。孔子绝之，可见圣人恶恶必先绝其党。在冉有不过欲邀季氏之欢心，而不知难逃于圣门之公论，使小子传之而共惧，即季氏亦闻之而知警，真仁人之心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周公封鲁，取民之制，不过什一。自后宣公税亩，已为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于周公赋税之数，故曰“季氏富于周公”。春秋繁露曰：“鲁有季氏，世卿专政，禄去公室，攘夺克剥，而有用田赋之事。是亦卑胜尊、贱伤贵，不义之至者，与季氏不能听，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鸣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实正季氏之恶。”
★此章记孔子深疾冉求顺季氏重赋税而害义，实正季氏之恶。旅泰山不能救之，不以礼事其上也；用田赋不能止之，不以义事其上也。此冉求心术不明之失，鸣鼓攻之，非特以罪冉有，亦使学者知义利之别，此夫子之教也。 https://t.cn/RxRVHIh
▲求：冉求，公元前522年-？，冉氏，名求，字子有，通称冉有，孔门十哲之列，与冉耕、冉雍世称“一门三贤”，又称“三冉”。年轻时（鲁哀公三年时）为季氏的家臣。冉求生性谦退，志在民足，精通六艺，以擅长“政事”著称。孔子称赞他具有行政管理能力，认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季氏：鲁国“三桓”执政，季氏独大。冉求为季氏之臣。
▲富于周公：周公是周公旦之后，担任周天子之宰，即周王朝的卿士（天子之宰，既谓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职，故云卿士。士，事也）。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天子赐封于鲁，长子伯禽代他承位，他仍然担任周王朝的公卿，其子孙后代也世袭周公之位。“诸侯之卿不得侔（móu，相等，齐等）于天子之卿”，今季氏以诸侯之卿而富过于周王朝之周公。
▲为之聚敛：冉求善理财，为季氏多方聚敛财富。聚，会。敛，收。林氏：“上二句记者坐冉有之罪，而后记夫子之言。”
▲小子：门人弟子。
▲鸣鼓而攻之：声讨其罪。《注疏》：“今为季氏聚敛，害于仁义”。朱子：“使门人声其罪以责之也。圣人之恶党恶而害民也如此。”钱穆：“攻冉求，实以攻季氏。”
■现代翻译：季氏比周天子的卿周公还富有，然而冉求还替他聚敛、增益财富。孔子说：“这不是我的弟子啊！小子们都可以敲着鼓去声讨他。”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按国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冉求为季氏宰，为之急赋税也。郑玄曰：鸣鼓，声其罪以责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天子之臣，地广禄大，故周公宜富。诸侯之臣，地狭禄小，季氏宜贫。而今僭滥，遂胜天子臣，故云季氏富于周公也。而求时仕季氏，为季氏邑宰，又助敛聚，急赋税，以附益季氏之富也。孔子言：冉求昔虽是我门徒，而我门徒皆尚仁义。今冉求遂为季氏急聚敛，则非复吾门徒也。（故《礼》云：孟献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畜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言盗臣乃伤财，而聚敛之臣则伤仁义，伤财不如伤仁义。）又使诸弟子鸣鼓治之也。所以鸣鼓者，若直尔而治，不言其过，则闻之者局，故鸣鼓而且言之，则闻者众也。（缪协云：季氏不能纳谏，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义屈，故曰非吾徒也。致讥于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之问，明其义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夫子责冉求重赋税也。孔子之时，季氏专执鲁政，尽征其民。其君蚕食深宫，赋税皆非己有，故季氏富于周公也。时冉求为季氏家宰，又为之急赋税，聚敛财物而陪附助益季氏也。冉求亦夫子门徒，当尚仁义；今为季氏聚敛，害于仁义，故夫子责之，使其门人鸣鼓以声其罪而攻责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喻于义者君子之事，喻于利者小人之事。冉有学君子之道，而为小人之事，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夫隐恶而扬善者，孔子之心；鸣鼓而攻之者，孔子之所不得已也。对季康子之问，从政则取之，此则攻之，何也？君子之于人，不以所短废所长，亦不以所长蔽所短，其取之者仁也，其攻之者义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周公以王室至亲，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诸侯之卿，而富过之，非攘夺其君、刻剥其民，何以得此？冉有为季氏宰，又为之急赋税以益其富。然师严而友亲，故己绝之，而犹使门人正之，又见其爱人之无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为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术不明，不能反求诸身，而以仕为急故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冉有既为季氏之臣，所当救正其非，使之由于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顺其所为，私门益以封殖，则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于圣门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盖不能如闵子见几而作。
●《四书解义》：此一章书是孔子正党恶之罪以警权臣也。冉有以圣门之高弟，自宜救正，斯为尽忠之道也。孔子绝之，可见圣人恶恶必先绝其党。在冉有不过欲邀季氏之欢心，而不知难逃于圣门之公论，使小子传之而共惧，即季氏亦闻之而知警，真仁人之心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周公封鲁，取民之制，不过什一。自后宣公税亩，已为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于周公赋税之数，故曰“季氏富于周公”。春秋繁露曰：“鲁有季氏，世卿专政，禄去公室，攘夺克剥，而有用田赋之事。是亦卑胜尊、贱伤贵，不义之至者，与季氏不能听，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鸣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实正季氏之恶。”
★此章记孔子深疾冉求顺季氏重赋税而害义，实正季氏之恶。旅泰山不能救之，不以礼事其上也；用田赋不能止之，不以义事其上也。此冉求心术不明之失，鸣鼓攻之，非特以罪冉有，亦使学者知义利之别，此夫子之教也。 https://t.cn/RxRVHIh
苏洵（1009—1066）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字明允，号老泉[4] 。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科，皆不中。益闭户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为知益州张方平所知，嘉祐元年（1056）携子轼、辙赴试京师，方平荐其父子于韩琦、欧阳修。修复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以文安县主簿参与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长于古文，笔力雄健，议论畅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子轼、辙合称“三苏”。著作有《嘉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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