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我能理解的发生，是来证明我知道的；我不理解的发生，是来拓展我格局的。
前者的本质意义，是证明我内在的本自具足；后者的根本意义，是帮我持续颠覆自己的认知障碍。
知道自己知道是正信本自具足；不知道自己知道是迷失，不相信本自具足；
知道自己不知道是醒悟，觉察自己的认知障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愚痴、迷失、不自觉。
知道并坚信自己本自具足，就不会妄自菲薄；知道并坚信众生本自具足，就不会妄自尊大。
平等心、平常心油然而生，获得当下的自在。
觉醒的生命，自有智慧的选择；迷失的生命，在不知不觉的误用中不断“造业”。
面对这场疫情，我们的所有起心动念及一切的身、语、意，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觉察自己对内在偏性能量的执着，并觉察其对生命智慧的障碍，进而颠覆认知，其实这就是在“消业”；
另一种可能，是强化偏性能量固化的认知，这是在继续“造业”。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疫情是生命觉醒的试金石，是自我觉察最好的应用题。
一切被强化的恐惧、嗔恨、贪婪、冷漠等，都是觉察并开启内在智慧的机缘。
疫情，让我们从麻木中惊醒。惊醒后是清醒还是充满恐惧、愤怒、贪婪，则因人而异。
只有实现过去、未来、现在的“三心超越”，才能开启当下的高维能量和高维智慧。
前者的本质意义，是证明我内在的本自具足；后者的根本意义，是帮我持续颠覆自己的认知障碍。
知道自己知道是正信本自具足；不知道自己知道是迷失，不相信本自具足；
知道自己不知道是醒悟，觉察自己的认知障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愚痴、迷失、不自觉。
知道并坚信自己本自具足，就不会妄自菲薄；知道并坚信众生本自具足，就不会妄自尊大。
平等心、平常心油然而生，获得当下的自在。
觉醒的生命，自有智慧的选择；迷失的生命，在不知不觉的误用中不断“造业”。
面对这场疫情，我们的所有起心动念及一切的身、语、意，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觉察自己对内在偏性能量的执着，并觉察其对生命智慧的障碍，进而颠覆认知，其实这就是在“消业”；
另一种可能，是强化偏性能量固化的认知，这是在继续“造业”。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疫情是生命觉醒的试金石，是自我觉察最好的应用题。
一切被强化的恐惧、嗔恨、贪婪、冷漠等，都是觉察并开启内在智慧的机缘。
疫情，让我们从麻木中惊醒。惊醒后是清醒还是充满恐惧、愤怒、贪婪，则因人而异。
只有实现过去、未来、现在的“三心超越”，才能开启当下的高维能量和高维智慧。
人民日报｜一座古城的新潮模样（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还原传统服饰、创作情境体验剧，山西平遥探索多种方式阐释历史文化
到数字博物馆了解古城历史、试穿还原自历史文物的传统服饰、把瓦当图案的冰箱贴带回家、看一场沉浸式情境体验剧……近年来，山西平遥不断探索用多种方式阐释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走进这里，感受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魅力。
躺在沙发上，如同坐在一艘时光飞船里。银河系、太阳系、地球在身边掠过，星光闪烁。此时，画面突然倒转，场景飞速来到平遥古城，耳畔传出晋商商队的驼铃声……
这是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数字博物馆的“光阴流逝”板块。这个空间里没有屏幕，而是用声光电打造出一个体验环境。在这里，平遥的历史和文化以一种新鲜的方式，浸染着观者心田。
还原传统服饰
历史走进生活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近年来，平遥不断探索用多种方式阐释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走进并了解这座古城。
在古城长大的肖旭对这座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打小喜欢收藏老物件，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4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肖旭参加了一个“国风集市”，在那里，一场传统服饰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觉得很震撼，没想到传统服饰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这么有市场。”肖旭久久不能平静，他感觉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新方向。
“我查文献资料，梳理各个时期的服饰的风格特点、历史背景、技艺样式。”功夫不负有心人，肖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平遥古城丰富的文化、文物资源里有不少反映生活的画作、雕塑，为何不借助传统服饰，将这些文物进行现代化展示？”
下定决心后，肖旭做了一件没人做过的事——还原平遥古城中文物泥塑的传统服饰。有的泥塑衣服纹路看不清怎么办？他查阅相关学术文章，专门到北京请教相关专家；多数泥塑因年代久远，掉漆发灰，本来的颜色不清晰怎么办？学过国画的他通过不同侧面进行还原，“只要有小块地方尚有颜色，通过色度还原就能掌握当时的着色。”肖旭说。
2020年，成功复原20件传统服饰的肖旭，请来了短视频平台的主播，让她们穿上这些服饰，在平遥古城的大街上进行了一场走秀，吸引许多人驻足。看着几百年前的服饰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肖旭感到十分欣慰。如今，他还开拓了传统服饰旅拍，很多爱好者慕名而来，将古城的传统文化“穿在身上”，并发布到新媒体平台上。“希望人们看到这些传统服饰，就能想到平遥古城。”肖旭说。
制作瓦当文创
文物融入时尚
平遥古城中拾六陶艺的90后“掌柜”赵凯很喜欢收藏瓦当——这种古人在门头、瓦片上“标配”的装饰品。说起来，赵凯第一次接触瓦当，要追溯到小学二年级。有一次，他在树林里和小伙伴们玩耍，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块手掌大的瓦片，另一面还雕刻着一个“狮子头”。那次“相遇”，让赵凯喜欢上了瓦当，从那时起，他开始收藏瓦当，现在他已经收集了2000多片。
空闲时，赵凯常常端详、擦拭他收藏的这些瓦当，“福禄寿喜”文字图案、“猫头滴水”的狮虎图案……赵凯觉得，自己在和它们“对话”。
接触陶艺制作后，赵凯想到了把瓦当上的图案搬到自己的作品上。“我的瓦当全部是从古城及周边收集而来，这些物件体现着平遥的建筑文化、审美文化。”他想，如果把这些瓦当及图案做成现代的陶艺品、生活用品，不仅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更是把平遥文物变“活”、变时尚的好办法。
“冰箱贴的尺寸和瓦当很接近，形状上也能很好的还原瓦当图案。”为此，他专门注册了一个商标“平窑”，专门制作“平遥瓦当”系列冰箱贴文创产品。
在文物到文创的转化过程中，平遥有着年轻的血液。这些年轻人既对平遥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也对时尚有自己的认知。
设计专业出身的95后小伙李原镀，现在成了肖旭的徒弟，同样把对平遥文化的理解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从平遥县衙的砖墙上，我们提取出了波浪纹；从平遥票号的建筑上，提取出了钱币纹；从平遥古城墙上，提取出了龟背纹，我们将这些元素用在了传统服饰等文创产品上，把平遥文化传递给每一名游客。”李原镀说。
创作情境体验剧
传统对话现代
一座城，一台戏。10年前，一部情境体验剧《又见平遥》，让更多人知道了平遥。截至2021年7月，《又见平遥》累计演出5993场，累计观演人数达402万人次，常年一票难求。
“平遥人做的不是生意，是德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台词，一个个震撼冲击的场景，让不少观众想再次走进剧场。“演出后，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去。情境体验剧的现场感，加上文化内核的呈现，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平遥县印象文化发展旅游公司董事长康青峰说。
《又见平遥》是一部关于传承的故事，将晋商文化、票号文化、镖局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家国天下的传统价值观等汇集在一起。康青峰说：“这部剧带着观众穿越回百年前的平遥，体会晋商的诚、信、义和当地人的仁德、仗义等地域文化内核。”
剧名为何叫“又见”？康青峰说，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观”字，“观”有洞察、体悟的意思，“观众和演出融为一体，跟随剧情的发展，行走在不同的场景中，既是观看者，又是亲历者。”
这种互动性与体验性，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为平遥带来了更响亮的名气，也把《又见平遥》打造成“平遥文化”旗下最火的子IP，同时还成为周边7家民宿酒店、明清商业街的“孵化器”。“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激励我们，更好地投入发掘和保护平遥文化中去。”平遥县旅游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赵伟说。
“沉浸式”体验仍在继续。晋中市副市长梁艳萍最近带队考察，推动更深程度的沉浸式旅游体验在平遥进一步落地。“下一步，我们正积极探索在古城中划出专门区域，让每个游客不仅能像《又见平遥》那样深入其中观看，更能成为实景沉浸式剧本推理游戏的扮演者，深度体验明清古城生活，身临其境感受历史文化魅力，让旅游成为文化的‘形’和‘体’，让文化塑造起旅游的‘灵’和‘魂’，不断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梁艳萍说。
“平遥是世界的平遥。今年，我们又进一步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提升规划、保护古城文物整体风貌，推动推光漆器、平遥牛肉、古城陈醋的立法保护与文化产业建设，持续开发非遗研学产品。”晋中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兵介绍：“在这座古城里，不仅有摄影展、电影展等时尚元素，也有文物、文化在各个角落的用心展示。游客来到这里，既是一次旅游体验，更是一次全身心的文化感悟。”
还原传统服饰、创作情境体验剧，山西平遥探索多种方式阐释历史文化
到数字博物馆了解古城历史、试穿还原自历史文物的传统服饰、把瓦当图案的冰箱贴带回家、看一场沉浸式情境体验剧……近年来，山西平遥不断探索用多种方式阐释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走进这里，感受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魅力。
躺在沙发上，如同坐在一艘时光飞船里。银河系、太阳系、地球在身边掠过，星光闪烁。此时，画面突然倒转，场景飞速来到平遥古城，耳畔传出晋商商队的驼铃声……
这是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数字博物馆的“光阴流逝”板块。这个空间里没有屏幕，而是用声光电打造出一个体验环境。在这里，平遥的历史和文化以一种新鲜的方式，浸染着观者心田。
还原传统服饰
历史走进生活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近年来，平遥不断探索用多种方式阐释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走进并了解这座古城。
在古城长大的肖旭对这座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打小喜欢收藏老物件，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4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肖旭参加了一个“国风集市”，在那里，一场传统服饰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觉得很震撼，没想到传统服饰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这么有市场。”肖旭久久不能平静，他感觉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新方向。
“我查文献资料，梳理各个时期的服饰的风格特点、历史背景、技艺样式。”功夫不负有心人，肖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平遥古城丰富的文化、文物资源里有不少反映生活的画作、雕塑，为何不借助传统服饰，将这些文物进行现代化展示？”
下定决心后，肖旭做了一件没人做过的事——还原平遥古城中文物泥塑的传统服饰。有的泥塑衣服纹路看不清怎么办？他查阅相关学术文章，专门到北京请教相关专家；多数泥塑因年代久远，掉漆发灰，本来的颜色不清晰怎么办？学过国画的他通过不同侧面进行还原，“只要有小块地方尚有颜色，通过色度还原就能掌握当时的着色。”肖旭说。
2020年，成功复原20件传统服饰的肖旭，请来了短视频平台的主播，让她们穿上这些服饰，在平遥古城的大街上进行了一场走秀，吸引许多人驻足。看着几百年前的服饰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肖旭感到十分欣慰。如今，他还开拓了传统服饰旅拍，很多爱好者慕名而来，将古城的传统文化“穿在身上”，并发布到新媒体平台上。“希望人们看到这些传统服饰，就能想到平遥古城。”肖旭说。
制作瓦当文创
文物融入时尚
平遥古城中拾六陶艺的90后“掌柜”赵凯很喜欢收藏瓦当——这种古人在门头、瓦片上“标配”的装饰品。说起来，赵凯第一次接触瓦当，要追溯到小学二年级。有一次，他在树林里和小伙伴们玩耍，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块手掌大的瓦片，另一面还雕刻着一个“狮子头”。那次“相遇”，让赵凯喜欢上了瓦当，从那时起，他开始收藏瓦当，现在他已经收集了2000多片。
空闲时，赵凯常常端详、擦拭他收藏的这些瓦当，“福禄寿喜”文字图案、“猫头滴水”的狮虎图案……赵凯觉得，自己在和它们“对话”。
接触陶艺制作后，赵凯想到了把瓦当上的图案搬到自己的作品上。“我的瓦当全部是从古城及周边收集而来，这些物件体现着平遥的建筑文化、审美文化。”他想，如果把这些瓦当及图案做成现代的陶艺品、生活用品，不仅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更是把平遥文物变“活”、变时尚的好办法。
“冰箱贴的尺寸和瓦当很接近，形状上也能很好的还原瓦当图案。”为此，他专门注册了一个商标“平窑”，专门制作“平遥瓦当”系列冰箱贴文创产品。
在文物到文创的转化过程中，平遥有着年轻的血液。这些年轻人既对平遥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也对时尚有自己的认知。
设计专业出身的95后小伙李原镀，现在成了肖旭的徒弟，同样把对平遥文化的理解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从平遥县衙的砖墙上，我们提取出了波浪纹；从平遥票号的建筑上，提取出了钱币纹；从平遥古城墙上，提取出了龟背纹，我们将这些元素用在了传统服饰等文创产品上，把平遥文化传递给每一名游客。”李原镀说。
创作情境体验剧
传统对话现代
一座城，一台戏。10年前，一部情境体验剧《又见平遥》，让更多人知道了平遥。截至2021年7月，《又见平遥》累计演出5993场，累计观演人数达402万人次，常年一票难求。
“平遥人做的不是生意，是德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台词，一个个震撼冲击的场景，让不少观众想再次走进剧场。“演出后，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去。情境体验剧的现场感，加上文化内核的呈现，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平遥县印象文化发展旅游公司董事长康青峰说。
《又见平遥》是一部关于传承的故事，将晋商文化、票号文化、镖局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家国天下的传统价值观等汇集在一起。康青峰说：“这部剧带着观众穿越回百年前的平遥，体会晋商的诚、信、义和当地人的仁德、仗义等地域文化内核。”
剧名为何叫“又见”？康青峰说，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观”字，“观”有洞察、体悟的意思，“观众和演出融为一体，跟随剧情的发展，行走在不同的场景中，既是观看者，又是亲历者。”
这种互动性与体验性，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为平遥带来了更响亮的名气，也把《又见平遥》打造成“平遥文化”旗下最火的子IP，同时还成为周边7家民宿酒店、明清商业街的“孵化器”。“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激励我们，更好地投入发掘和保护平遥文化中去。”平遥县旅游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赵伟说。
“沉浸式”体验仍在继续。晋中市副市长梁艳萍最近带队考察，推动更深程度的沉浸式旅游体验在平遥进一步落地。“下一步，我们正积极探索在古城中划出专门区域，让每个游客不仅能像《又见平遥》那样深入其中观看，更能成为实景沉浸式剧本推理游戏的扮演者，深度体验明清古城生活，身临其境感受历史文化魅力，让旅游成为文化的‘形’和‘体’，让文化塑造起旅游的‘灵’和‘魂’，不断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梁艳萍说。
“平遥是世界的平遥。今年，我们又进一步编制平遥古城保护提升规划、保护古城文物整体风貌，推动推光漆器、平遥牛肉、古城陈醋的立法保护与文化产业建设，持续开发非遗研学产品。”晋中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兵介绍：“在这座古城里，不仅有摄影展、电影展等时尚元素，也有文物、文化在各个角落的用心展示。游客来到这里，既是一次旅游体验，更是一次全身心的文化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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