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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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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古籍唤醒计划#
《幽怪录》
我国古代的志怪小说远在六朝时期就已兴盛。可是正如鲁迅所说：“六朝人并非有意识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统当作事实。”也就是说还不是有意识地当作文学作品进行创作，只是当作事实把它记录下来。到了唐代，才是有意识写小说的时代。而唐代的志怪小说，鲁迅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唐人底（的）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的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多了。”鲁迅在上述两段话中，对唐代小说明显地讲了两点。第一，是初盛唐及中唐前期，“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所谓“点缀点缀”，主要是指少数作家和少数小说中涉及到了鬼怪而还没有一个专门大量从事写鬼怪的小说家。第二，“多写鬼怪的事情”则盛行于中唐后期及晚唐，出现了不少专写鬼怪的专业作家和短篇集。而最为有名的作家就是牛僧孺，最为有名的集子就是他的《玄怪录》。对于《玄怪录》一书，鲁迅也不只一次地加以评论。如他说：“迨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对于该书的特色，鲁迅也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评论：“其文虽与其它传奇无甚异，而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以构思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鲁迅对牛僧孺《玄怪录》一书的评价，虽高而不过分。在唐代，牛僧孺特以酷爱志怪而著名，模仿《玄怪录》进行创作的集子甚多，在后世，把《玄怪录》中不少篇目加以改编为话本、院本及戏曲的更多。总之牛僧孺《玄怪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代小说者不可不予重视的一部书。
此《幽怪录》四卷，《续录》一卷。唐牛僧孺撰，缪荃孙校，傅增湘校并跋。明书林松溪陈应翔刻本。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幽怪录》的名称，宋代书目中仅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而大量见于宋以后的书目。关于这个名称的来历，因宋代避讳很严，讳字缺笔是通例，故“玄”字当缺末笔避讳，若改字，一般改作“元”或作“真”，而改“玄”作“幽”，当始自宋代坊贾，因为这样既不致犯讳，又比改作“元”或“真”更能保持书名的吸引力。如把历代书目著《玄怪录》的情况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宋代书目绝大多数都作《玄怪录》而非《幽怪录》，明清书目则刚好相反，绝大多数都作《幽怪录》而非《玄怪录》。这个现象有助于说明玄本、幽本两种版本系统的存在：玄本产生年代较早，且在宋代一直通行，故当时书目多著录。又因其藏于官私书库，不易在社会上流传，容易毁于兵燹，故后世书目罕见著录。幽本产生年代较晚，且为坊本，极易改变原书面貌，故当时书目罕见著录，然书商牟利，辗转翻刻，反易得流传，以致取代了玄本，这恐怕就是宋以后书目多著录幽本而罕见玄本的原因。然今天可见的幽本，也仅陈刻本一种。关于陈刻本的源流，程毅中先生曾有文论及：“现存的陈应翔刻本《幽怪录》四卷，共44事，与《百川书志》所著录的十一卷本篇目相同，而十一卷本又见于《直斋书录解题》。所以这个陈应翔刻本很可能还出自南宋时代的一个旧本。它所承受的宋本，晚于《太平广记》，所以《广记》里不避讳的字，在这个本子却改了，如‘敬’作‘恭’，‘曙’作‘晓’等，可以说明它出于宋英宗之后。”
《玄怪录》一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卷本，但原本已佚，流传至今的唯一单刻本是此明代书林松溪陈应翔刊刻的《幽怪录》四卷本，收佚文44篇。此外，最值得重视的还有见于《太平广记》的31 篇《玄怪录》作品。二书所收《玄怪录》作品，去其重复，得57 篇，己基本包括了今天可见的《玄怪录》佚文。又二书文字虽间有异同，但可以看出对原文改动不大，不象《类说》、《绀珠集》等书对原文删削过甚，已失原貌。四卷本的四十四事中，有《元无有》等二十五篇见于《太平广记》，其中《杜子春》等七篇，《广记》引作《续玄怪录》；还有一篇《郭代公》，见于《说郛》。其余十八篇中，有七篇亦见于《类说》本《幽怪录》，但只是节要，文字极为简略。此外，还有几篇散见于《异闻总录》和《古今说海》，因为原来不注出处，所以从来不知道它是《玄怪录》的佚文。现在见到了四卷本《幽怪录》，对它进行了广泛的校勘，才发现其间的渊源关系。
《幽怪录》
我国古代的志怪小说远在六朝时期就已兴盛。可是正如鲁迅所说：“六朝人并非有意识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统当作事实。”也就是说还不是有意识地当作文学作品进行创作，只是当作事实把它记录下来。到了唐代，才是有意识写小说的时代。而唐代的志怪小说，鲁迅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唐人底（的）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的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多了。”鲁迅在上述两段话中，对唐代小说明显地讲了两点。第一，是初盛唐及中唐前期，“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所谓“点缀点缀”，主要是指少数作家和少数小说中涉及到了鬼怪而还没有一个专门大量从事写鬼怪的小说家。第二，“多写鬼怪的事情”则盛行于中唐后期及晚唐，出现了不少专写鬼怪的专业作家和短篇集。而最为有名的作家就是牛僧孺，最为有名的集子就是他的《玄怪录》。对于《玄怪录》一书，鲁迅也不只一次地加以评论。如他说：“迨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对于该书的特色，鲁迅也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评论：“其文虽与其它传奇无甚异，而时时示人以出于造作，不求见信。盖李公佐、李朝威辈仅在显扬笔妙，故尚不肯言事状之虚，至僧孺乃并以构思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矣。”鲁迅对牛僧孺《玄怪录》一书的评价，虽高而不过分。在唐代，牛僧孺特以酷爱志怪而著名，模仿《玄怪录》进行创作的集子甚多，在后世，把《玄怪录》中不少篇目加以改编为话本、院本及戏曲的更多。总之牛僧孺《玄怪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代小说者不可不予重视的一部书。
此《幽怪录》四卷，《续录》一卷。唐牛僧孺撰，缪荃孙校，傅增湘校并跋。明书林松溪陈应翔刻本。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幽怪录》的名称，宋代书目中仅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而大量见于宋以后的书目。关于这个名称的来历，因宋代避讳很严，讳字缺笔是通例，故“玄”字当缺末笔避讳，若改字，一般改作“元”或作“真”，而改“玄”作“幽”，当始自宋代坊贾，因为这样既不致犯讳，又比改作“元”或“真”更能保持书名的吸引力。如把历代书目著《玄怪录》的情况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宋代书目绝大多数都作《玄怪录》而非《幽怪录》，明清书目则刚好相反，绝大多数都作《幽怪录》而非《玄怪录》。这个现象有助于说明玄本、幽本两种版本系统的存在：玄本产生年代较早，且在宋代一直通行，故当时书目多著录。又因其藏于官私书库，不易在社会上流传，容易毁于兵燹，故后世书目罕见著录。幽本产生年代较晚，且为坊本，极易改变原书面貌，故当时书目罕见著录，然书商牟利，辗转翻刻，反易得流传，以致取代了玄本，这恐怕就是宋以后书目多著录幽本而罕见玄本的原因。然今天可见的幽本，也仅陈刻本一种。关于陈刻本的源流，程毅中先生曾有文论及：“现存的陈应翔刻本《幽怪录》四卷，共44事，与《百川书志》所著录的十一卷本篇目相同，而十一卷本又见于《直斋书录解题》。所以这个陈应翔刻本很可能还出自南宋时代的一个旧本。它所承受的宋本，晚于《太平广记》，所以《广记》里不避讳的字，在这个本子却改了，如‘敬’作‘恭’，‘曙’作‘晓’等，可以说明它出于宋英宗之后。”
《玄怪录》一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卷本，但原本已佚，流传至今的唯一单刻本是此明代书林松溪陈应翔刊刻的《幽怪录》四卷本，收佚文44篇。此外，最值得重视的还有见于《太平广记》的31 篇《玄怪录》作品。二书所收《玄怪录》作品，去其重复，得57 篇，己基本包括了今天可见的《玄怪录》佚文。又二书文字虽间有异同，但可以看出对原文改动不大，不象《类说》、《绀珠集》等书对原文删削过甚，已失原貌。四卷本的四十四事中，有《元无有》等二十五篇见于《太平广记》，其中《杜子春》等七篇，《广记》引作《续玄怪录》；还有一篇《郭代公》，见于《说郛》。其余十八篇中，有七篇亦见于《类说》本《幽怪录》，但只是节要，文字极为简略。此外，还有几篇散见于《异闻总录》和《古今说海》，因为原来不注出处，所以从来不知道它是《玄怪录》的佚文。现在见到了四卷本《幽怪录》，对它进行了广泛的校勘，才发现其间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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