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你有多么抵触或者不相信保险，家有新生儿诞生的时候，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除了给孩子上户口，大多数家庭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孩子买保险，这好像变成了一个传统，也变成了一种仪式感，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怎么给孩子买保险。
首先，别着急！在买商业保险之前，请先给孩子办理好社会医疗保险，而在这之前先办理好户籍登记，一步一步来，按照顺序，这也是我们当父母的一种新鲜体验，从此人生中多了一个要为他忙碌奔波的小家伙，开启了我们的新身份打卡。
接下来才是我们的商业保险，首先要搞清楚孩子会面临哪些风险，我们对孩子的担忧是什么？
一.身患危重疾病
曾经有一个节目叫《人间世》，我无意中看过一期，就再也不敢看了，里边有很多描述生病的小朋友的故事，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家长，看到也一定会揪心落泪。虽然孩子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不算高，但在孩子身上我们往往想的更多，而孩子一旦患危重疾病，除了需要长期投入高额的治疗费用，还需要我们父母的贴身陪伴照顾，并且很有可能不得已要辞掉工作，因此孩子的保险首先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搭配组合，并且重疾险额度一定要高，因为这包含了父母的收入中断的费用，营养费，甚至是每月必交的房贷车贷等生活必须开销费用等等，而且孩子的重疾险一般费率都不高，所以尽早购买尤为重要，并且条件允许的话，尽量把保障期限做的更长一些。
医疗保险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保额做高，这样可以涵盖除社保报销之外的，昂贵的相关医疗费用，当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选择中端医疗以上的医疗险，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孩子的医疗资源的选择，要不要排队，住不住单人病房，能不能选国际部特需部，这些都是我们在选择带孩子就医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二.发生意外伤害
孩子6个月会坐，8个月会爬，10个月扶站，1岁会走…再等大一点会跑会跳，离开我们上幼儿园，坐校车上小学…这些都是我们会见证的一些欣喜的成长，伴随着这些也难免会有意外磕碰的产生，因交通事故、跌倒、坠落造成的意外伤害和身故，在孩子的意外理赔中占比最高，尤其是残而不死，是我认为最大的人间悲剧，因此意外险额度也要选的高一些，因为意外险是根据伤残等级标准来进行赔付的，选低了对于伤残这种风险意义不大。
题外话曾经在熙哥2岁左右的时候就是磕碰在家里的桌角上，结果惨不忍睹，缝了6针，孩子遭罪不说，家长的心情真是懂得都懂，不过当时也算一点安慰，因为孩子的保险我很早就都配置好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快就顺利得到了理赔，所以做好意外险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意外险通常是一年短期类型，如果你之前已经购买过意外险，赶快去看一下有没有过期，一定要及时补充，可不要马虎大意。
三.一般头疼脑热等
这一类也是孩子常见的风险，尤其秋冬季节，发烧感冒也是非常常见，花费不高，治疗时间不长，在风险层面对家庭影响不算重大，因此我一般会选择风险自留，当然每个家庭情况不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配置小额医疗来进行补充。
四.孩子教育费用、婚嫁费用、工作创业…
如果你的保障类型保险已经做的比较好了，那么可以考虑用年金或增额终身寿的形式给孩子攒钱，强制储蓄，避免因家庭的其他风险对孩子以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在孩子未来上大学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更或者工作创业的时候，定好一个时间给孩子一种仪式感和一笔财富，如果到时候这笔钱用不上，这笔钱也可以锁定利率继续传承下去，当然这个课题比较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聊我，根据你未来的规划和这笔钱的用途，来定制一个适合自己家庭的储蓄保障。
当然以上全部都要考虑的的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买保险不是简单的人云亦云，也不是简单的购买哪款网红产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我们再说说给孩子配置保险上的一些坑：
不建议给孩子买寿险，孩子不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因此寿险显得鸡肋，我们国家对于儿童身故的保险金额也是有限制规定的，0-10岁最高20万，10岁-18岁最高50万，这也避免了一些道德风险，也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我相信孩子不幸身故给家长多少钱也都弥补不了心理的创伤，因此不要给孩子买寿险，不该花的钱不要花，所以擦亮眼睛，看看你的保险是不是买对了，保额是不是买够了！
最后真诚说一句，孩子最大的保险是父母，我们是孩子的大树，是孩子的印钞机，就算躺下也得是孩子的人民币，因此爱孩子的同时，一定把自己的保障做好做足！如有疑问，欢迎随时交流。 https://t.cn/R66p35Q
首先，别着急！在买商业保险之前，请先给孩子办理好社会医疗保险，而在这之前先办理好户籍登记，一步一步来，按照顺序，这也是我们当父母的一种新鲜体验，从此人生中多了一个要为他忙碌奔波的小家伙，开启了我们的新身份打卡。
接下来才是我们的商业保险，首先要搞清楚孩子会面临哪些风险，我们对孩子的担忧是什么？
一.身患危重疾病
曾经有一个节目叫《人间世》，我无意中看过一期，就再也不敢看了，里边有很多描述生病的小朋友的故事，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家长，看到也一定会揪心落泪。虽然孩子患重大疾病的概率不算高，但在孩子身上我们往往想的更多，而孩子一旦患危重疾病，除了需要长期投入高额的治疗费用，还需要我们父母的贴身陪伴照顾，并且很有可能不得已要辞掉工作，因此孩子的保险首先是重疾险和医疗险的搭配组合，并且重疾险额度一定要高，因为这包含了父母的收入中断的费用，营养费，甚至是每月必交的房贷车贷等生活必须开销费用等等，而且孩子的重疾险一般费率都不高，所以尽早购买尤为重要，并且条件允许的话，尽量把保障期限做的更长一些。
医疗保险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保额做高，这样可以涵盖除社保报销之外的，昂贵的相关医疗费用，当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选择中端医疗以上的医疗险，因为这关乎我们的孩子的医疗资源的选择，要不要排队，住不住单人病房，能不能选国际部特需部，这些都是我们在选择带孩子就医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二.发生意外伤害
孩子6个月会坐，8个月会爬，10个月扶站，1岁会走…再等大一点会跑会跳，离开我们上幼儿园，坐校车上小学…这些都是我们会见证的一些欣喜的成长，伴随着这些也难免会有意外磕碰的产生，因交通事故、跌倒、坠落造成的意外伤害和身故，在孩子的意外理赔中占比最高，尤其是残而不死，是我认为最大的人间悲剧，因此意外险额度也要选的高一些，因为意外险是根据伤残等级标准来进行赔付的，选低了对于伤残这种风险意义不大。
题外话曾经在熙哥2岁左右的时候就是磕碰在家里的桌角上，结果惨不忍睹，缝了6针，孩子遭罪不说，家长的心情真是懂得都懂，不过当时也算一点安慰，因为孩子的保险我很早就都配置好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快就顺利得到了理赔，所以做好意外险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意外险通常是一年短期类型，如果你之前已经购买过意外险，赶快去看一下有没有过期，一定要及时补充，可不要马虎大意。
三.一般头疼脑热等
这一类也是孩子常见的风险，尤其秋冬季节，发烧感冒也是非常常见，花费不高，治疗时间不长，在风险层面对家庭影响不算重大，因此我一般会选择风险自留，当然每个家庭情况不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配置小额医疗来进行补充。
四.孩子教育费用、婚嫁费用、工作创业…
如果你的保障类型保险已经做的比较好了，那么可以考虑用年金或增额终身寿的形式给孩子攒钱，强制储蓄，避免因家庭的其他风险对孩子以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在孩子未来上大学的时候，或者结婚的时候，更或者工作创业的时候，定好一个时间给孩子一种仪式感和一笔财富，如果到时候这笔钱用不上，这笔钱也可以锁定利率继续传承下去，当然这个课题比较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聊我，根据你未来的规划和这笔钱的用途，来定制一个适合自己家庭的储蓄保障。
当然以上全部都要考虑的的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买保险不是简单的人云亦云，也不是简单的购买哪款网红产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我们再说说给孩子配置保险上的一些坑：
不建议给孩子买寿险，孩子不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因此寿险显得鸡肋，我们国家对于儿童身故的保险金额也是有限制规定的，0-10岁最高20万，10岁-18岁最高50万，这也避免了一些道德风险，也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我相信孩子不幸身故给家长多少钱也都弥补不了心理的创伤，因此不要给孩子买寿险，不该花的钱不要花，所以擦亮眼睛，看看你的保险是不是买对了，保额是不是买够了！
最后真诚说一句，孩子最大的保险是父母，我们是孩子的大树，是孩子的印钞机，就算躺下也得是孩子的人民币，因此爱孩子的同时，一定把自己的保障做好做足！如有疑问，欢迎随时交流。 https://t.cn/R66p35Q
18年前，一部画风独特的电视剧在电视上播出。
当年看剧的孩子，有的晚上吓得做噩梦，有的激动得出去找人打架。
在这部剧的主人公面前，年轻危险的陈浩南，和天地会的总舵手陈近南，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让他一瓢打。
是国产警匪剧《征服》，男主角是后来的“王艳”孙红雷
蹲下唱 《征服》
没有全明星，算不上大制作，但画面粗糙的《征服》，在世纪初引领了一代人的潮流。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孙红雷扮演了刘华强这个土匪头子。
当时朋友之间互相开玩笑，最常见的就是“蹲下来唱《征服》”。(那英同名歌曲)
大家不知道的是，孙红雷和《征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作为一个教师和工人的儿子，以前的孙红雷在外表和才华方面都不适合做演员。
没想到，1987年，17岁的孙红雷凭着青春的热情，在霹雳舞比赛中获得了许多大奖。
之后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出入东北夜场。这段经历实际上为他将来扮演刘华强奠定了基础
十年后，梦想成为演员的孙红雷，不开心了，因为没有什么可拍的。
一次偶然的合作让他闯入了著名女演员丁嘉丽的生活
丁嘉丽成名已久，在圈内人脉丰富。据说，尽管年龄相差11岁，孙红雷还是主动接近，并获得了对方无条件的信任。
之后孙红雷开始接戏，主演了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和赵宝刚，导演的《永不瞑目》以及巩俐主演的《像雾像雨又像风》
《周渔的火车》，巩俐和孙红雷有一腿
不久之后，孙红雷和丁嘉丽断绝了联系，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2002年，导演高群书计划拍摄《周渔的火车》，但第一个英雄刘华强的演员没有确定。
在接连否决了张涵予，陈建斌，梁家辉和张耀扬，之后，高群书将注意力转向了孙红雷
当时，孙红雷已经正式加入《征服》剧组，在剧中扮演“傻子”的角色。
令人惊讶的是，《尘埃落定》是在川， 藏，拍摄的，而孙红雷患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不得不退出剧组。
一大圈下来，孙红雷成了“黑老大”刘华强
成名靠 《尘埃落定》
娱乐圈有句话：“小红看她的人气，大红看她的命。”
由于《潜伏》的热播，孙红雷成功出演了《小红》,他的片酬从最初的一集1000元涨到了一集8万元。
但是，他还差一部家喻户晓的国剧。
孙红雷以精湛的演技，完美诠释了这个内心复杂的地下工作者角色。
大家纷纷感叹：当年那个演黑老大的刘华强，原来演技这么好啊！
而奇怪的是，凭借《潜伏》走向大红大紫的孙红雷，之后却一直对《征服》和刘华强闭口不提，仿佛自己从来没演过这样一号人物。
这种大红以后立刻与小红角色划清界限的做法，不免令喜爱刘华强的观众们感到心寒。
此后，随着主旋律大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现象级都市剧《男人帮》的热播，以及《边境风云》、《毒战》、《全民目击》等大银幕作品的成功，孙红雷坐稳了一线巨星的交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是有孙红雷出现的场合，他一定毫无意外的站C位。
主业是综艺
回顾孙红雷成名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演技担当”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霹雳舞冠军，夜场浪子，大龄女星小男友，巩俐绯闻男主角，还有那个差点给他演的“傻子”……似乎都在指向他最终成为“综艺咖”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讲，或许不是孙红雷从一个“佳作频出的好演员”变成了“装疯卖傻的综艺咖”，而是一个误入影视圈的男艺人，在事业到达顶峰之后，重新找回了本该成为综艺咖的自我。
自从2015年加盟《极限挑战》，成为“极限三傻”之大傻，孙红雷就在“不正经”的综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前提起孙红雷，大家想到的都是刘华强、余则成、顾小白等经典角色。而现在提起孙红雷，人们的第一反应，基本都是跟他撞脸的牛头梗和那句“我漂亮吗？”……
在综艺节目里，擅长塑造严肃角色的孙红雷，以放飞自我的表现，让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反差萌”。
越是需要动脑子的真人秀游戏，越看不见孙红雷的脑子。而当你以为他要被算计、挨欺负的时候，他却总能用厚如城墙的脸皮，耍出混世魔王的小聪明。
随着越玩越嗨，孙红雷彻底陷入“综艺咖”的快乐，在节目里到处问人“我美吗”，因此获封“颜王”的称号。
成为“颜王”以后的孙红雷，嘻嘻哈哈的综艺越拍越多，正经戏却越演越少。
为数不多的几个戏，对剧本的筛选十分松懈，只要有热度就敢接。
2019年，孙红雷告别《极限挑战》第五季，许多人以为他是要重归主业。
结果呢？2020年播出的《新世界》，竟然是个遍地bug的低分注水剧。
当时无剧可追的网友们，一边看一边骂，一边感慨孙红雷怎么接了这么个戏，好好的演技全毁在剧本上。
时间来到2021年，本来已经退出综艺的孙红雷，加盟推理真人秀节目《萌探探探案》。
鸡条里的逗比颜王，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这让鸡条粉丝很是期待。
可是大家沮丧地发现，那个曾经给观众带来欢笑的大傻，这次竟然成了“真傻”。
作为一档推理节目的主要成员，孙红雷“智商不在线”的玩法，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用网友总结的话来说，就是“该逗的时候板着脸，该正经的时候瞎逗”。
《萌探探探案》的口碑也是差评如潮。
而今年的孙红雷，已经是位51岁的“老演员”了。
年龄越大，意味着获取年轻观众喜爱的可能性越小。
同时，距离优秀的影视作品越远，再次拿到好角色的难度就越大。
流量市场留给“综艺咖”孙红雷的时间，或许还有很多。但是观众们等待“好演员”孙红雷回归主业的耐心，已经消耗得不剩多少了。
假以时日，当新一代观众不认识孙红雷，老几代观众不再期待孙红雷的时候，我们将彻底失去“刘华强”。
而这，是渴望看到好作品的观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当年看剧的孩子，有的晚上吓得做噩梦，有的激动得出去找人打架。
在这部剧的主人公面前，年轻危险的陈浩南，和天地会的总舵手陈近南，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让他一瓢打。
是国产警匪剧《征服》，男主角是后来的“王艳”孙红雷
蹲下唱 《征服》
没有全明星，算不上大制作，但画面粗糙的《征服》，在世纪初引领了一代人的潮流。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孙红雷扮演了刘华强这个土匪头子。
当时朋友之间互相开玩笑，最常见的就是“蹲下来唱《征服》”。(那英同名歌曲)
大家不知道的是，孙红雷和《征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作为一个教师和工人的儿子，以前的孙红雷在外表和才华方面都不适合做演员。
没想到，1987年，17岁的孙红雷凭着青春的热情，在霹雳舞比赛中获得了许多大奖。
之后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出入东北夜场。这段经历实际上为他将来扮演刘华强奠定了基础
十年后，梦想成为演员的孙红雷，不开心了，因为没有什么可拍的。
一次偶然的合作让他闯入了著名女演员丁嘉丽的生活
丁嘉丽成名已久，在圈内人脉丰富。据说，尽管年龄相差11岁，孙红雷还是主动接近，并获得了对方无条件的信任。
之后孙红雷开始接戏，主演了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和赵宝刚，导演的《永不瞑目》以及巩俐主演的《像雾像雨又像风》
《周渔的火车》，巩俐和孙红雷有一腿
不久之后，孙红雷和丁嘉丽断绝了联系，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2002年，导演高群书计划拍摄《周渔的火车》，但第一个英雄刘华强的演员没有确定。
在接连否决了张涵予，陈建斌，梁家辉和张耀扬，之后，高群书将注意力转向了孙红雷
当时，孙红雷已经正式加入《征服》剧组，在剧中扮演“傻子”的角色。
令人惊讶的是，《尘埃落定》是在川， 藏，拍摄的，而孙红雷患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不得不退出剧组。
一大圈下来，孙红雷成了“黑老大”刘华强
成名靠 《尘埃落定》
娱乐圈有句话：“小红看她的人气，大红看她的命。”
由于《潜伏》的热播，孙红雷成功出演了《小红》,他的片酬从最初的一集1000元涨到了一集8万元。
但是，他还差一部家喻户晓的国剧。
孙红雷以精湛的演技，完美诠释了这个内心复杂的地下工作者角色。
大家纷纷感叹：当年那个演黑老大的刘华强，原来演技这么好啊！
而奇怪的是，凭借《潜伏》走向大红大紫的孙红雷，之后却一直对《征服》和刘华强闭口不提，仿佛自己从来没演过这样一号人物。
这种大红以后立刻与小红角色划清界限的做法，不免令喜爱刘华强的观众们感到心寒。
此后，随着主旋律大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现象级都市剧《男人帮》的热播，以及《边境风云》、《毒战》、《全民目击》等大银幕作品的成功，孙红雷坐稳了一线巨星的交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是有孙红雷出现的场合，他一定毫无意外的站C位。
主业是综艺
回顾孙红雷成名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演技担当”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霹雳舞冠军，夜场浪子，大龄女星小男友，巩俐绯闻男主角，还有那个差点给他演的“傻子”……似乎都在指向他最终成为“综艺咖”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讲，或许不是孙红雷从一个“佳作频出的好演员”变成了“装疯卖傻的综艺咖”，而是一个误入影视圈的男艺人，在事业到达顶峰之后，重新找回了本该成为综艺咖的自我。
自从2015年加盟《极限挑战》，成为“极限三傻”之大傻，孙红雷就在“不正经”的综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前提起孙红雷，大家想到的都是刘华强、余则成、顾小白等经典角色。而现在提起孙红雷，人们的第一反应，基本都是跟他撞脸的牛头梗和那句“我漂亮吗？”……
在综艺节目里，擅长塑造严肃角色的孙红雷，以放飞自我的表现，让观众见识到了什么叫“反差萌”。
越是需要动脑子的真人秀游戏，越看不见孙红雷的脑子。而当你以为他要被算计、挨欺负的时候，他却总能用厚如城墙的脸皮，耍出混世魔王的小聪明。
随着越玩越嗨，孙红雷彻底陷入“综艺咖”的快乐，在节目里到处问人“我美吗”，因此获封“颜王”的称号。
成为“颜王”以后的孙红雷，嘻嘻哈哈的综艺越拍越多，正经戏却越演越少。
为数不多的几个戏，对剧本的筛选十分松懈，只要有热度就敢接。
2019年，孙红雷告别《极限挑战》第五季，许多人以为他是要重归主业。
结果呢？2020年播出的《新世界》，竟然是个遍地bug的低分注水剧。
当时无剧可追的网友们，一边看一边骂，一边感慨孙红雷怎么接了这么个戏，好好的演技全毁在剧本上。
时间来到2021年，本来已经退出综艺的孙红雷，加盟推理真人秀节目《萌探探探案》。
鸡条里的逗比颜王，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这让鸡条粉丝很是期待。
可是大家沮丧地发现，那个曾经给观众带来欢笑的大傻，这次竟然成了“真傻”。
作为一档推理节目的主要成员，孙红雷“智商不在线”的玩法，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用网友总结的话来说，就是“该逗的时候板着脸，该正经的时候瞎逗”。
《萌探探探案》的口碑也是差评如潮。
而今年的孙红雷，已经是位51岁的“老演员”了。
年龄越大，意味着获取年轻观众喜爱的可能性越小。
同时，距离优秀的影视作品越远，再次拿到好角色的难度就越大。
流量市场留给“综艺咖”孙红雷的时间，或许还有很多。但是观众们等待“好演员”孙红雷回归主业的耐心，已经消耗得不剩多少了。
假以时日，当新一代观众不认识孙红雷，老几代观众不再期待孙红雷的时候，我们将彻底失去“刘华强”。
而这，是渴望看到好作品的观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仁政” 走向 “义政”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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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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