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ing Anna 虚构安娜》我觉得直译为捏造或者拼凑安娜还挺直接，因为她很真实，并不虚构，或许只是虚伪。
我觉得这部剧里的Anna和晚，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她们有着极端物化的思想、逻辑自洽、渴望世俗成功，完全在自己建构的体系里，对自己营造的“骗局”自己深信不疑。内心有属于自己的诡辩，于是经常有“我有什么错”“成功就差一点”的委屈和固执。努力是真的，自私也是真的。所以她们周围的人就比较惨，她们实则没有来自外界的精神支持，脆弱让他们只能更相信自己的体系，维护它不崩塌。恶性循环。
她们不只是她们，是一类人的缩影，我不讨厌她们，但离我远一点。
我觉得这部剧里的Anna和晚，本质上是一样的人。她们有着极端物化的思想、逻辑自洽、渴望世俗成功，完全在自己建构的体系里，对自己营造的“骗局”自己深信不疑。内心有属于自己的诡辩，于是经常有“我有什么错”“成功就差一点”的委屈和固执。努力是真的，自私也是真的。所以她们周围的人就比较惨，她们实则没有来自外界的精神支持，脆弱让他们只能更相信自己的体系，维护它不崩塌。恶性循环。
她们不只是她们，是一类人的缩影，我不讨厌她们，但离我远一点。
弘耑 || 书法创作中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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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和空白是书法作品中最大的形式构成，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整体，各有各的造型和审美内涵。因此，不仅要关注点画和结体的造型，而且特别强调点画内、结体内、结体间、行列间以及作品周边空白的造型。
另一方面，书法的形式是各种造型的组合关系。例如点画与点画的组合、结体与结体的组合、字组的组合、行的组合、区域的组合，直至笔墨与空白的组合等。这些组合从小到大，随着组合关系的不断扩大，审美内涵也逐渐丰富。
书法作品中各种层次的组合都会带来新的审美内涵，系统论认为一加一大于二，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这种大于部分的审美内容就是由组合关系产生的。书法创作中组合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呢？
01/
制造对比
强调对比关系
对比是指点画形态的粗细长短、结体造型的大小正攲、书写速度的快慢疾涩、运笔变化的提按顿挫、整体布局的疏密虚实、用笔墨色的浓淡枯湿等一组组矛盾的对立。
对比是书法形式存在的基础，制造对比，就是创造形式。但对比不是书法创作的终极目标。因此不仅要强调对比，更需要注重对比后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强调对比不难，难的是更好地表现对比后所产生的关系。对比是“形而下”的范畴，不是有了对比就一定可以产生和谐美妙的关系。一些低劣的书法作品中也不乏对比，但这种对比只有大与小、粗与细、长与短的区别，对立面之间比例失调，失去了可比性，因而也就失去了艺术性。
如果为对比而对比，或者缺乏对比的艺术自觉性，那么，这种对比不会产生美感，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所要的对比，是反差强烈、关系和谐、自然生动的对比。所以，对比首先是对立，它把“中和”一分为二，通过对比求得和谐；其次，对比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只有相互依赖、依靠对方，才能表明自身价值。制造对比，还要强调对比关系在对立与统一中的协调。
02/
重在组合
强调组合关系
善书者，作品中无处不组合。组合是书法创作中极为普遍的规律，它包含点画组合、结体组合、组的组合、行的组合、列的组合、篇的组合，还有点画与结体的组合、结体与结体的组合、组与行的组合和行与行、列与列的组合等等。作品中所有元素都是造型元素，同时又都是组合元素。
一般地说，组合分为竖向组合和横向组合。可调节字间距以构建竖向组合，调节行间距以构建横向组合。当字与字的间距小于字形结构内点画之间距离时，便将两字或数字连接起来，不分彼此，成为一个长短距离各异的组合。同理，当行间距离模糊时，横向空间距离消失，从而使得横向连接成块和片的形态。
组合的审美价值很关键，它通过结体的组合变化，减少造型元素的单调重复，从而增加组合后新的造型元素的表现力。
比如：创作一幅二十个字的斗方，通过组合连接，可能变为十五个字的空间，甚至八九个字的空间。组合后的“字”型不再是单一的方形，可以有方有圆、有大有小、有宽有窄等。这种创造性的组合关系，构成了艺术上的形式意味。
结体的组合是指字内的组合关系，比如对宽窄关系、长短关系、高低关系、上下左右关系的建构等。组的组合是指根据整体效果的需要，将字编成组，可以半个字一组、一个字一组，也可以三五个字或更多的字一组。行的组合是指行的长短、宽窄、疏密、断续。列的组合是指行间空白的块、面、方、圆及各种不规则的造型等。篇的组合是指整体的谋篇布局。
组合是手段，不是目的；组合是过程，不是结果。但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都要服从于整体效果，即不仅要强调组合，而且要强调组合关系。书法作品的组合关系越多，内涵就越丰富，组合后对比反差越大，视觉效果就越强烈。但是这样一来，作品要想和谐组合就比较困难。
因此不能不系统化，将它们归并为形和势两大系列：粗细方圆、大小正侧、枯湿浓淡等为形，提按顿挫、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为势。因此蔡邕说：“阴阳既生，形势出焉。”
自然万物千姿百态，归根到底是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书法艺术千变万化，归根到底是形势之间的对立统一。形与势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所有的形都是在运动中完成的，有一定的速度；所有的势都凝固在纸上，依赖一定的形。形必须靠势来激活，势必须靠形来显现。没有势的形是泥人木偶，没有形的势则根本就不存在。形与势的存在相辅相成，形与势的表现相映生辉。形势合一，才能使书法艺术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形象。
03/
注重局部
强调整体效果
鲁道夫·阿恩海姆有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可以把“部分”理解为书法作品中的单元（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点画、字或某一个区域）。按照阿恩海姆的理论，“部分”可分为“真正的部分”和“非真正的部分”。“真正的部分”是指整体情景中被分割的次整体部分；“非真正的部分”是指与有限的区域情景相联系的段落。
因此，书法作品中的局部，如单元（组）或字的设计，必须服务于作品整体的需要，当然，局部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整体的格调。
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件作品的“部分” ——字、组、区域不一定要达到完整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完整的次级整体很难与另一个完整的次级整体相组合。我非常赞同阿恩海姆的说法，一个好的框架结构，既不是完整得令人震惊，也不是不完整得令人沮丧。书法创作，一定要有章法意识，不能在一件作品中追求每一个字、每一个组合的完美，更不能要求笔笔中锋、字字有出处，要着重考虑各种组合和对比后产生的关系。
其实，书法创作中到底中锋好还是侧锋好，帖学好还是碑学好，快速好还是慢速好，回答只有一个：重在整体构建，符合整体需要的便是好。
书法创作应当特别注重作品的整体章法，在点画和结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字与字、行与行，甚至笔墨与空白的构成。要书法作品不是文本式的，而是图式的；不是阅读的，而是观看的。使书法表现的叙述顺序从宏观到微观，首先是笔墨与空白的构成，然后是行与行的构成、组与组的构成，再然后才是结体的构成和点画的构成。
“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书法作品如果让人第一眼感觉到的只是字或者是点画，就不是一件好作品。
04/
营造空间性
强调时间性
书法艺术是可视的、图式的，贵于造型变化。书法艺术中线条、结体、章法、布白的造型体现了书法艺术的空间特征；同时，书法创作过程是流动的、动态的，线条从点到线的书写过程以及运笔中曲直圆折等书写节奏的实现都以时间性为表征，使书法艺术又具有时间性特征。
因此，我们说书法艺术是空间性与时间性兼备的艺术。
具体而言，书法的空间性与造型相关，借助造型中的大小、长短、松紧、宽窄、正斜、枯润、断连、方圆、粗细、浓淡等诸要素的对比，强调体势变化。
一个有创作思想的书家，几乎是让每个字的结构造型处在一种不确定性的变化状态，在实际创作中，以一种不确定性来构建每个新的空间关系，使得造型元素的上下左右得以呼应、顾盼，追求一种以整体为基础的大平衡。大平衡是一种整体审美观，它尽量使单个字的造型不稳、不到位、不完美，再通过上下左右的呼应、修合、填补，然后建立起大的平衡形态。因此，大平衡不是独立的，而是联系的、协调的，是有条件的。
书法艺术的时间性是书法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书法神采、气韵的内在要素，是步入书法艺术殿堂的“钥匙”。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造型、通篇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故而对作品的雅俗也起到重要的影响。书法艺术的时间性，一部分表现为有形，一部分表现为无形。所谓有形，是指书法艺术的空间品格包含着时间特征，因为线条的形成过程也是时间的展开过程。线条从起到止，是时间的连续；线条方向的变化、长短的变化、顿挫的变化都是时间的表征。所谓无形，是指处在落笔之前、收笔之时，甲线条与乙线条之间的关系。书法家自提笔开始，一直到创作结束，除了有形的线条之外，其他也全都属于书法艺术的时间特征。
05/
综合传统
理解构成
从具体的创作风格而言，帖学按照时间推移而表现其审美诉求，如上下连绵的书写流动性；碑学却注重营造一种空间造型的张力诉求，如应用对比与顾盼的呼应关系，营造一种空间美。而时空观所强调的是碑帖结合、风格多样、诸体合璧，这样就提出一个构成的问题。
帖学上下流动的时间性与碑学的张力空间美的并用，也是形式构成中的具体运用。草体与楷隶的交叉点缀，方笔与圆笔的穿插互用，各种对比元素在重构中极度夸张，其结果，既有对传统审美的解构和重构，也有对时代审美符号的创新建立。
时代赋予了对各种语言元素的使用自由，使得创作有了新的时空观。表现元素在书法语言中的多元化，势必导致相互排斥、相互矛盾，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任何一方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对方的存在以支撑自己存在的价值。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的需要是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是内涵的反映。那么，如果一方孤立的时候，这一方一定是平静、均衡甚至呆板、无意义的，它既不与另一方存在对比关系，更不体现生气活力。
我们可以从风格学的角度来分析。将遒劲、浑厚的风格与清秀、流畅的风格并置于同一个作品中，让它们在矛盾中建立和谐，在和谐中制作对比，对比产生的关系必然呈多元性，这也是形式构成。
这种形式构成的效果，反映出作者心绪与感情的表达更加深邃了，突出了作品的艺术性。
古人也十分强调形式构成。王献之的《十二月帖》，开篇“十二月”三个字类似于楷法，大多数是行书结体方式，但通篇却是草法，用笔连绵，十分流畅。颜真卿的《裴将军诗》，篆隶笔意、楷行草诸体并用，字的大小、长短、粗细、参差，引人注目。#弘耑课堂##书法教育##弘耑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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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和空白是书法作品中最大的形式构成，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整体，各有各的造型和审美内涵。因此，不仅要关注点画和结体的造型，而且特别强调点画内、结体内、结体间、行列间以及作品周边空白的造型。
另一方面，书法的形式是各种造型的组合关系。例如点画与点画的组合、结体与结体的组合、字组的组合、行的组合、区域的组合，直至笔墨与空白的组合等。这些组合从小到大，随着组合关系的不断扩大，审美内涵也逐渐丰富。
书法作品中各种层次的组合都会带来新的审美内涵，系统论认为一加一大于二，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这种大于部分的审美内容就是由组合关系产生的。书法创作中组合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呢？
01/
制造对比
强调对比关系
对比是指点画形态的粗细长短、结体造型的大小正攲、书写速度的快慢疾涩、运笔变化的提按顿挫、整体布局的疏密虚实、用笔墨色的浓淡枯湿等一组组矛盾的对立。
对比是书法形式存在的基础，制造对比，就是创造形式。但对比不是书法创作的终极目标。因此不仅要强调对比，更需要注重对比后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强调对比不难，难的是更好地表现对比后所产生的关系。对比是“形而下”的范畴，不是有了对比就一定可以产生和谐美妙的关系。一些低劣的书法作品中也不乏对比，但这种对比只有大与小、粗与细、长与短的区别，对立面之间比例失调，失去了可比性，因而也就失去了艺术性。
如果为对比而对比，或者缺乏对比的艺术自觉性，那么，这种对比不会产生美感，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所要的对比，是反差强烈、关系和谐、自然生动的对比。所以，对比首先是对立，它把“中和”一分为二，通过对比求得和谐；其次，对比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只有相互依赖、依靠对方，才能表明自身价值。制造对比，还要强调对比关系在对立与统一中的协调。
02/
重在组合
强调组合关系
善书者，作品中无处不组合。组合是书法创作中极为普遍的规律，它包含点画组合、结体组合、组的组合、行的组合、列的组合、篇的组合，还有点画与结体的组合、结体与结体的组合、组与行的组合和行与行、列与列的组合等等。作品中所有元素都是造型元素，同时又都是组合元素。
一般地说，组合分为竖向组合和横向组合。可调节字间距以构建竖向组合，调节行间距以构建横向组合。当字与字的间距小于字形结构内点画之间距离时，便将两字或数字连接起来，不分彼此，成为一个长短距离各异的组合。同理，当行间距离模糊时，横向空间距离消失，从而使得横向连接成块和片的形态。
组合的审美价值很关键，它通过结体的组合变化，减少造型元素的单调重复，从而增加组合后新的造型元素的表现力。
比如：创作一幅二十个字的斗方，通过组合连接，可能变为十五个字的空间，甚至八九个字的空间。组合后的“字”型不再是单一的方形，可以有方有圆、有大有小、有宽有窄等。这种创造性的组合关系，构成了艺术上的形式意味。
结体的组合是指字内的组合关系，比如对宽窄关系、长短关系、高低关系、上下左右关系的建构等。组的组合是指根据整体效果的需要，将字编成组，可以半个字一组、一个字一组，也可以三五个字或更多的字一组。行的组合是指行的长短、宽窄、疏密、断续。列的组合是指行间空白的块、面、方、圆及各种不规则的造型等。篇的组合是指整体的谋篇布局。
组合是手段，不是目的；组合是过程，不是结果。但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都要服从于整体效果，即不仅要强调组合，而且要强调组合关系。书法作品的组合关系越多，内涵就越丰富，组合后对比反差越大，视觉效果就越强烈。但是这样一来，作品要想和谐组合就比较困难。
因此不能不系统化，将它们归并为形和势两大系列：粗细方圆、大小正侧、枯湿浓淡等为形，提按顿挫、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为势。因此蔡邕说：“阴阳既生，形势出焉。”
自然万物千姿百态，归根到底是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书法艺术千变万化，归根到底是形势之间的对立统一。形与势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所有的形都是在运动中完成的，有一定的速度；所有的势都凝固在纸上，依赖一定的形。形必须靠势来激活，势必须靠形来显现。没有势的形是泥人木偶，没有形的势则根本就不存在。形与势的存在相辅相成，形与势的表现相映生辉。形势合一，才能使书法艺术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形象。
03/
注重局部
强调整体效果
鲁道夫·阿恩海姆有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可以把“部分”理解为书法作品中的单元（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点画、字或某一个区域）。按照阿恩海姆的理论，“部分”可分为“真正的部分”和“非真正的部分”。“真正的部分”是指整体情景中被分割的次整体部分；“非真正的部分”是指与有限的区域情景相联系的段落。
因此，书法作品中的局部，如单元（组）或字的设计，必须服务于作品整体的需要，当然，局部的质量也直接影响着整体的格调。
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件作品的“部分” ——字、组、区域不一定要达到完整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完整的次级整体很难与另一个完整的次级整体相组合。我非常赞同阿恩海姆的说法，一个好的框架结构，既不是完整得令人震惊，也不是不完整得令人沮丧。书法创作，一定要有章法意识，不能在一件作品中追求每一个字、每一个组合的完美，更不能要求笔笔中锋、字字有出处，要着重考虑各种组合和对比后产生的关系。
其实，书法创作中到底中锋好还是侧锋好，帖学好还是碑学好，快速好还是慢速好，回答只有一个：重在整体构建，符合整体需要的便是好。
书法创作应当特别注重作品的整体章法，在点画和结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字与字、行与行，甚至笔墨与空白的构成。要书法作品不是文本式的，而是图式的；不是阅读的，而是观看的。使书法表现的叙述顺序从宏观到微观，首先是笔墨与空白的构成，然后是行与行的构成、组与组的构成，再然后才是结体的构成和点画的构成。
“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书法作品如果让人第一眼感觉到的只是字或者是点画，就不是一件好作品。
04/
营造空间性
强调时间性
书法艺术是可视的、图式的，贵于造型变化。书法艺术中线条、结体、章法、布白的造型体现了书法艺术的空间特征；同时，书法创作过程是流动的、动态的，线条从点到线的书写过程以及运笔中曲直圆折等书写节奏的实现都以时间性为表征，使书法艺术又具有时间性特征。
因此，我们说书法艺术是空间性与时间性兼备的艺术。
具体而言，书法的空间性与造型相关，借助造型中的大小、长短、松紧、宽窄、正斜、枯润、断连、方圆、粗细、浓淡等诸要素的对比，强调体势变化。
一个有创作思想的书家，几乎是让每个字的结构造型处在一种不确定性的变化状态，在实际创作中，以一种不确定性来构建每个新的空间关系，使得造型元素的上下左右得以呼应、顾盼，追求一种以整体为基础的大平衡。大平衡是一种整体审美观，它尽量使单个字的造型不稳、不到位、不完美，再通过上下左右的呼应、修合、填补，然后建立起大的平衡形态。因此，大平衡不是独立的，而是联系的、协调的，是有条件的。
书法艺术的时间性是书法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书法神采、气韵的内在要素，是步入书法艺术殿堂的“钥匙”。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造型、通篇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故而对作品的雅俗也起到重要的影响。书法艺术的时间性，一部分表现为有形，一部分表现为无形。所谓有形，是指书法艺术的空间品格包含着时间特征，因为线条的形成过程也是时间的展开过程。线条从起到止，是时间的连续；线条方向的变化、长短的变化、顿挫的变化都是时间的表征。所谓无形，是指处在落笔之前、收笔之时，甲线条与乙线条之间的关系。书法家自提笔开始，一直到创作结束，除了有形的线条之外，其他也全都属于书法艺术的时间特征。
05/
综合传统
理解构成
从具体的创作风格而言，帖学按照时间推移而表现其审美诉求，如上下连绵的书写流动性；碑学却注重营造一种空间造型的张力诉求，如应用对比与顾盼的呼应关系，营造一种空间美。而时空观所强调的是碑帖结合、风格多样、诸体合璧，这样就提出一个构成的问题。
帖学上下流动的时间性与碑学的张力空间美的并用，也是形式构成中的具体运用。草体与楷隶的交叉点缀，方笔与圆笔的穿插互用，各种对比元素在重构中极度夸张，其结果，既有对传统审美的解构和重构，也有对时代审美符号的创新建立。
时代赋予了对各种语言元素的使用自由，使得创作有了新的时空观。表现元素在书法语言中的多元化，势必导致相互排斥、相互矛盾，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任何一方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对方的存在以支撑自己存在的价值。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的需要是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是内涵的反映。那么，如果一方孤立的时候，这一方一定是平静、均衡甚至呆板、无意义的，它既不与另一方存在对比关系，更不体现生气活力。
我们可以从风格学的角度来分析。将遒劲、浑厚的风格与清秀、流畅的风格并置于同一个作品中，让它们在矛盾中建立和谐，在和谐中制作对比，对比产生的关系必然呈多元性，这也是形式构成。
这种形式构成的效果，反映出作者心绪与感情的表达更加深邃了，突出了作品的艺术性。
古人也十分强调形式构成。王献之的《十二月帖》，开篇“十二月”三个字类似于楷法，大多数是行书结体方式，但通篇却是草法，用笔连绵，十分流畅。颜真卿的《裴将军诗》，篆隶笔意、楷行草诸体并用，字的大小、长短、粗细、参差，引人注目。#弘耑课堂##书法教育##弘耑访谈#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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