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亚行聚焦基础设施和健保方案
未来3年将贷款本国94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ADB)周三说，它对本国的放贷优先基础设施和卫生，据预期，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三年将达到九十四亿美元。
该多国放贷机构说，那笔金额的至少三分之二将用在基础设施、卫生和就业重振，以帮助政府在COVID-19大流行之际复苏经济。
亚行副总裁沙溢德说，「我们将聚焦于就业乘数大并通过改善连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
亚行说，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主权放贷将支持交通项目，比如铁路、道路和桥梁。它又说，同时，大约百分之十二将帮助政府实施全民健保法案。
亚行说，明年它将放贷十七亿五千万美元，是融资五十三公里长的将连接大马尼拉与内湖的南线通勤铁路项目的第一批。
明年的其它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在大马尼拉建设三座桥梁以帮助缓解首都的堵塞。
该多国放贷机构也预计将放贷五亿美元来帮助本国政府依照全民健保覆盖方案为国人提供综合且实惠的保健服务。
渔民与环保组织向大理院请愿
制止生力集团布拉干机场项目
两个渔民与公民社会组织于周二因环保问题要求大理院（SC）制止生力集团航空城公司（SMAI）在布拉干省建造新马尼拉国际机场。
以布拉干省布拉干社为基地的渔民赵多洛˙巴康与罗地尔·亚描礼斯，环保组织OCEANA与其他三个要求该最高法院签发自然环境令状，命令政府及开发者保存，重建或恢复该七千四百亿比索机场项目所涵盖地区的环境。
同时，他们要求一项临时环境保护命令（TEPO），以制止SMAI建造该飞机场。
除SMAI之外，被告包括环境与交通两部以及承建商SILVESTIDES控股公司。
这些投诉者辩称，该机场项目将建在被分类为林地与永久林地的土地上，并有可能危及马尼拉湾生态系统，从而影响到赖以为生的人民。
此外，该建筑“要求毁掉红树林（MANGROVE FOREST），并以数百万立方米的填料覆盖该海湾、湿地、渔业与海洋生物栖息生长地”，违反了并将继续违反环保法律及施行细则。
他们又说，该机场项目将“不利地影响到当地居民与季移鸟类”，并将“增加不利气候冲击的风险”。他们补充说将地区将易于发生洪水与地震。
这些请愿者说，“因此，在沓立迪普与曼芒以及布拉干社的人民将须承受该机场项目的环境冲击。”
他们说，“由于它们是互相连接的，这些环境冲击影响诸如奥曼道与夏银蕊等布拉干的其他市镇。邻接的大岷区城市如那某沓示，描仁瑞拉与马拉汶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不管我们怎么看它将出现破坏的骨牌效应。”
作为响应，生力集团公司（SMC）总理蔡启文说，该公司将“尽力确保该布拉干机场项目将适当地与可持续地建造”。
他说，他们已开始一项多河流系统疏浚方案，以十亿比索的杜惹汉——珍那奚洛示河流系统的清除开始，以协助解决在布拉干的洪水问题，他又说，二十万株红树的种植已在进行之中。
蔡氏说，该公司已委托一项对该项目的所有可能冲击的独立研究。
他说，在生力集团收到该请愿书的文书后，他们将应对OCEANA所担心的问题。
他说，“菲律宾政府，而我们相信包括公众，看清与了解在我们的历史的此一关键时刻，这个重要投资与开发是紧急需要的。”
他又说，“此外，生力集团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将创造一百万份工作，为政府创造增加收入，而无须纳税人的花费，并为我们各省市提供许多机会成为现实。”
生力集团于周二宣布，该机场项目的兴建将于二○二一年第一季度开始。
阿亚拉集团宣布
公司高管层内部互调
阿亚拉集团周三宣布其公司阿亚拉公司( A C ) 、菲岛银行( B P I ) 和地球电信的高管层将在公司内部调动。
A C 董事长兼执行长苏贝尔在一份声明中说，「阿亚拉集团公司十分幸运，能够为那些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现了超越他们当前角色的潜力的同事们提供一条深入的替补和继任之路。」
在周三董事会批准后，AC财务总监林高戈将接替BPI总裁兼执行长康星。
林高戈的调任将在订于明年四月二十二日的BPI股东会议后生效。
现在即将卸任BPI总裁的康星仍是该银行董事会董事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同时，在四月二十三日AC股东会议后，地球现任首席商务官(CCO)黎拉惹沙巴将继林高戈之后成为AC的财务总监。
在他调任后，地球将升职现任地球商务负责人虞华惹-甲布瑞拉为CCO。
苏贝尔对主要领导权的调动充满信心。他赞扬林高戈雄厚的银行与金融背景将随着他回返银行业为BPI服务，并欢迎黎拉惹沙巴为他们的新财务总监。
十年前，在调动到AC前，林高戈是BPI的执行副总裁和BPI资本的总裁。
阿亚拉集团公司不仅仅包括综合企业AC、BPI和地球，也包括阿亚拉地产、Manila Water、AC基础设施、AC能源和电子制造商综合微电子公司。
冒险情绪上行
菲股回升比索横盘收市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周三反弹，而比索兑美元横盘收市，因为大流行造成的波动性持续。
该主要股指上涨百分之一，或七十一点九七点，报七千二百九十九点七点。
全股指跃升百分之零点六八，或二十九点四四点，报四千三百五十点四五点。
多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为首的是涨百分之一点七的矿业与石油类股。
随后是控股公司，百分之一点三八；地产，百分之一点三六；工业，百分之零点七五；和金融，百分之零点二二。
服务股指下降百分之零点零九，变化不大。
成交量总计一千一百七十六亿四千万股，成交额九十三亿一千万比索。
上升股以一百三十三比九十领先下降股，而四十七种不变。
Regina资本发展公司销售主管林陵岸说，对这场大流行的焦虑不安继续影响股市，但是因为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可用支持了乐观情绪的部份原因，投资者冒险情绪上行。
同时，比索兑美元收报四十八点零六六，相比一天前的四十八点零六三。
它开市持平在四十八点零六，并在四十八点零六六和四十八点零五之间交易。
当天平均四十八点零五九。
成交额总计四亿九千九百八十六万美元，高于前一天的四亿九千零六十五万美元。
海关与投资促进机构签合作协议
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整体效率
海关(BOC)已经和投资促进机构(IPAs)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的整体效率。
海关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它于本月十五日和战略贸易管理办公室(STMO)、巴达安区自由港署(AFAB)、克拉克开发公司(CDC)、菲律宾经济区署(PEZA)及苏密湾大都会署(SBMA)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MOA)。
海关称，「本次合作旨在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以加强贸易便利化、优化信息分享、提高前线确认战略物资的能力和降低合法合规战略性物质出口商经商的复杂性。」
海关说，和以贸工部(DTI)为首的诸机构的合作关系符合共和国法案一零六九七号，或者战略贸易管理法案(STMA)。那法案授权建立STMO，作为中央政府建立战略
物质贸易管理制度的执行和技术机构。
海关说，「作为本次协议的一部份，建立一个由缔约各方组成的战略贸易便利化技术工作组(TWG-STF)，它的目的是建立沟通机制和程序、为前线和执法人员组织和实施商品确认培训(CIT)以及简化海关和IPAs的文件规定。」
它说，也正在实施STMO强制授权申请。
授权指的是由STMO向从事或打算从事战略物质贸易的任何人所签发的一个许可证。
该署说，出口前必须获得授权，因为它应当成为海关和IPAs的船运许可与要求的一部份，正如贸工部二零二零年第二十-四七号备忘录通令所规定的。
该机构说，「海关和IPAs将通过二维码(QR)系统和/或致电或电邮到STMO指定线路以验证授权的真实性。」
Megawide对NAIA最初献议者地位被作废
MIAA被促证明其决定为正当
一个基础设施智囊周三说，政府应当证明它废除Megawide在竞标尼蕊.亚谨诺国际机场整改中的最初支持者地位(OPS)正当。
Infrawatch菲律宾召集人雷东告诉记者，交通部和马尼拉国际机场署(MIAA)应当「向公众解释为何NAIA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整改。」
NAIA整改再次被延后，因为MAIA取消Megawide及其印度合作伙伴GMR的OPS。
MIAA在周二发送给Megawide的信函中没有详述作废的原因。
他说，「如果没有欺诈，我们认为MIAA和DOTr大体上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只是取消它，却没有进一步的理由。」
他说它可能要花「另两年的时间」才能获得另一家公司来推进NAIA整改项目，因为它费时两年才批准第一个支持者，但稍后又拒绝了它。
在二零一八年，本国一些大综合企业组成的财团被给予了NAIA的OPS。
但是政府在七月份终止了该所谓的超期财团的竞标，继该集团要求改动原本提议后。
他又说，「在未来两年，到时总统任期结束。这的整个责任在D O T r和MIAA。」
Megawide较早前透露了NAIA的设计计划，灵感源自万那威的水稻梯田。
经济经理人们较早前质疑Megawide-GMR融资一千零九十亿比索的NAIA整改项目的能力。
未来3年将贷款本国94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ADB)周三说，它对本国的放贷优先基础设施和卫生，据预期，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三年将达到九十四亿美元。
该多国放贷机构说，那笔金额的至少三分之二将用在基础设施、卫生和就业重振，以帮助政府在COVID-19大流行之际复苏经济。
亚行副总裁沙溢德说，「我们将聚焦于就业乘数大并通过改善连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
亚行说，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主权放贷将支持交通项目，比如铁路、道路和桥梁。它又说，同时，大约百分之十二将帮助政府实施全民健保法案。
亚行说，明年它将放贷十七亿五千万美元，是融资五十三公里长的将连接大马尼拉与内湖的南线通勤铁路项目的第一批。
明年的其它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在大马尼拉建设三座桥梁以帮助缓解首都的堵塞。
该多国放贷机构也预计将放贷五亿美元来帮助本国政府依照全民健保覆盖方案为国人提供综合且实惠的保健服务。
渔民与环保组织向大理院请愿
制止生力集团布拉干机场项目
两个渔民与公民社会组织于周二因环保问题要求大理院（SC）制止生力集团航空城公司（SMAI）在布拉干省建造新马尼拉国际机场。
以布拉干省布拉干社为基地的渔民赵多洛˙巴康与罗地尔·亚描礼斯，环保组织OCEANA与其他三个要求该最高法院签发自然环境令状，命令政府及开发者保存，重建或恢复该七千四百亿比索机场项目所涵盖地区的环境。
同时，他们要求一项临时环境保护命令（TEPO），以制止SMAI建造该飞机场。
除SMAI之外，被告包括环境与交通两部以及承建商SILVESTIDES控股公司。
这些投诉者辩称，该机场项目将建在被分类为林地与永久林地的土地上，并有可能危及马尼拉湾生态系统，从而影响到赖以为生的人民。
此外，该建筑“要求毁掉红树林（MANGROVE FOREST），并以数百万立方米的填料覆盖该海湾、湿地、渔业与海洋生物栖息生长地”，违反了并将继续违反环保法律及施行细则。
他们又说，该机场项目将“不利地影响到当地居民与季移鸟类”，并将“增加不利气候冲击的风险”。他们补充说将地区将易于发生洪水与地震。
这些请愿者说，“因此，在沓立迪普与曼芒以及布拉干社的人民将须承受该机场项目的环境冲击。”
他们说，“由于它们是互相连接的，这些环境冲击影响诸如奥曼道与夏银蕊等布拉干的其他市镇。邻接的大岷区城市如那某沓示，描仁瑞拉与马拉汶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不管我们怎么看它将出现破坏的骨牌效应。”
作为响应，生力集团公司（SMC）总理蔡启文说，该公司将“尽力确保该布拉干机场项目将适当地与可持续地建造”。
他说，他们已开始一项多河流系统疏浚方案，以十亿比索的杜惹汉——珍那奚洛示河流系统的清除开始，以协助解决在布拉干的洪水问题，他又说，二十万株红树的种植已在进行之中。
蔡氏说，该公司已委托一项对该项目的所有可能冲击的独立研究。
他说，在生力集团收到该请愿书的文书后，他们将应对OCEANA所担心的问题。
他说，“菲律宾政府，而我们相信包括公众，看清与了解在我们的历史的此一关键时刻，这个重要投资与开发是紧急需要的。”
他又说，“此外，生力集团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将创造一百万份工作，为政府创造增加收入，而无须纳税人的花费，并为我们各省市提供许多机会成为现实。”
生力集团于周二宣布，该机场项目的兴建将于二○二一年第一季度开始。
阿亚拉集团宣布
公司高管层内部互调
阿亚拉集团周三宣布其公司阿亚拉公司( A C ) 、菲岛银行( B P I ) 和地球电信的高管层将在公司内部调动。
A C 董事长兼执行长苏贝尔在一份声明中说，「阿亚拉集团公司十分幸运，能够为那些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现了超越他们当前角色的潜力的同事们提供一条深入的替补和继任之路。」
在周三董事会批准后，AC财务总监林高戈将接替BPI总裁兼执行长康星。
林高戈的调任将在订于明年四月二十二日的BPI股东会议后生效。
现在即将卸任BPI总裁的康星仍是该银行董事会董事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同时，在四月二十三日AC股东会议后，地球现任首席商务官(CCO)黎拉惹沙巴将继林高戈之后成为AC的财务总监。
在他调任后，地球将升职现任地球商务负责人虞华惹-甲布瑞拉为CCO。
苏贝尔对主要领导权的调动充满信心。他赞扬林高戈雄厚的银行与金融背景将随着他回返银行业为BPI服务，并欢迎黎拉惹沙巴为他们的新财务总监。
十年前，在调动到AC前，林高戈是BPI的执行副总裁和BPI资本的总裁。
阿亚拉集团公司不仅仅包括综合企业AC、BPI和地球，也包括阿亚拉地产、Manila Water、AC基础设施、AC能源和电子制造商综合微电子公司。
冒险情绪上行
菲股回升比索横盘收市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周三反弹，而比索兑美元横盘收市，因为大流行造成的波动性持续。
该主要股指上涨百分之一，或七十一点九七点，报七千二百九十九点七点。
全股指跃升百分之零点六八，或二十九点四四点，报四千三百五十点四五点。
多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为首的是涨百分之一点七的矿业与石油类股。
随后是控股公司，百分之一点三八；地产，百分之一点三六；工业，百分之零点七五；和金融，百分之零点二二。
服务股指下降百分之零点零九，变化不大。
成交量总计一千一百七十六亿四千万股，成交额九十三亿一千万比索。
上升股以一百三十三比九十领先下降股，而四十七种不变。
Regina资本发展公司销售主管林陵岸说，对这场大流行的焦虑不安继续影响股市，但是因为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可用支持了乐观情绪的部份原因，投资者冒险情绪上行。
同时，比索兑美元收报四十八点零六六，相比一天前的四十八点零六三。
它开市持平在四十八点零六，并在四十八点零六六和四十八点零五之间交易。
当天平均四十八点零五九。
成交额总计四亿九千九百八十六万美元，高于前一天的四亿九千零六十五万美元。
海关与投资促进机构签合作协议
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整体效率
海关(BOC)已经和投资促进机构(IPAs)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的整体效率。
海关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它于本月十五日和战略贸易管理办公室(STMO)、巴达安区自由港署(AFAB)、克拉克开发公司(CDC)、菲律宾经济区署(PEZA)及苏密湾大都会署(SBMA)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MOA)。
海关称，「本次合作旨在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以加强贸易便利化、优化信息分享、提高前线确认战略物资的能力和降低合法合规战略性物质出口商经商的复杂性。」
海关说，和以贸工部(DTI)为首的诸机构的合作关系符合共和国法案一零六九七号，或者战略贸易管理法案(STMA)。那法案授权建立STMO，作为中央政府建立战略
物质贸易管理制度的执行和技术机构。
海关说，「作为本次协议的一部份，建立一个由缔约各方组成的战略贸易便利化技术工作组(TWG-STF)，它的目的是建立沟通机制和程序、为前线和执法人员组织和实施商品确认培训(CIT)以及简化海关和IPAs的文件规定。」
它说，也正在实施STMO强制授权申请。
授权指的是由STMO向从事或打算从事战略物质贸易的任何人所签发的一个许可证。
该署说，出口前必须获得授权，因为它应当成为海关和IPAs的船运许可与要求的一部份，正如贸工部二零二零年第二十-四七号备忘录通令所规定的。
该机构说，「海关和IPAs将通过二维码(QR)系统和/或致电或电邮到STMO指定线路以验证授权的真实性。」
Megawide对NAIA最初献议者地位被作废
MIAA被促证明其决定为正当
一个基础设施智囊周三说，政府应当证明它废除Megawide在竞标尼蕊.亚谨诺国际机场整改中的最初支持者地位(OPS)正当。
Infrawatch菲律宾召集人雷东告诉记者，交通部和马尼拉国际机场署(MIAA)应当「向公众解释为何NAIA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整改。」
NAIA整改再次被延后，因为MAIA取消Megawide及其印度合作伙伴GMR的OPS。
MIAA在周二发送给Megawide的信函中没有详述作废的原因。
他说，「如果没有欺诈，我们认为MIAA和DOTr大体上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只是取消它，却没有进一步的理由。」
他说它可能要花「另两年的时间」才能获得另一家公司来推进NAIA整改项目，因为它费时两年才批准第一个支持者，但稍后又拒绝了它。
在二零一八年，本国一些大综合企业组成的财团被给予了NAIA的OPS。
但是政府在七月份终止了该所谓的超期财团的竞标，继该集团要求改动原本提议后。
他又说，「在未来两年，到时总统任期结束。这的整个责任在D O T r和MIAA。」
Megawide较早前透露了NAIA的设计计划，灵感源自万那威的水稻梯田。
经济经理人们较早前质疑Megawide-GMR融资一千零九十亿比索的NAIA整改项目的能力。
我与秦咏诚和张藜的那些往事
文·图◎ 周钇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上下纷纷利用多种形式、载体，轰轰烈烈地庆祝伟大祖国华诞，以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祝福。在所有这些活动形式当中，最受瞩目和利用频率最高的当数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百度”上查找不到的、关于我和两位艺术家——《我和我的祖国》的词曲作者秦咏诚、张藜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秦咏诚为我谱曲
秦咏诚这个名字，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在全国家喻户晓。
1991年我在油田工作期间，在《中国石油报》上见到一则征集“首届全国石油行业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我非常激动，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叫《石油工人之歌》，感觉自己写的这首歌词还算可以。但组委会要求，所征集的作品必须是一首完整的歌曲。那时，我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一个作曲的人都不认识，叫谁谱曲呢？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大作曲家秦咏诚教授，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他谱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可我马上又犯难了——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能给我这个无名小卒谱曲吗？眼看截稿时间就要到了，我的心里有点发慌。
经过激烈复杂的思想斗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最终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决定请秦咏诚教授为我的这首歌谱曲。当时时间很紧迫，只差几天就截稿了，再加上还要给作曲家留出创作谱曲的时间，写信函邮寄肯定来不及了。那时还没有微信、邮件等，我也不知道秦咏诚教授的联系电话，我就用电报把歌
词给秦咏诚教授传了过去。我带着《石油工人之歌》的歌词手稿，骑上自行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5公里以外的小县城邮局。我到邮局时已经快下班了，我急忙扔下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冲进营业厅，迅速向工作人员索要电报纸。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身穿草绿色工作服的女工作人员瞟了我一眼，甩出来一张电报纸。我接过一看，填写内容的地方只有几行空格，要填写我那么多的歌词哪够啊？我头都没有抬，立即说“不够!请再多给我几张！”那时，是以发送内容的字数来收取电报费用的，价格比较昂贵，而我整整用了四五张电报纸。
为了以最简短的语言把事情说清楚，并打动大作曲家为我谱曲，我反复思考了很久。最终我在电报最前面写上：“您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引我走上石油创业路，今天您还能为我谱一曲吗？”接下来，我就把《石油工人之歌》歌词认认真真地抄写在电报纸上，还反反复复地对照检查了好几遍。在最后，我写道，如果可以，请把作品直接投寄给征歌组委会，并填写上征歌截稿时间、组委会的联系方式和地址。这张电报内容超多，整整花了我小半个月的工资。我又认真检查了一遍电报内容，规规矩矩地把这一摞电报纸递给营业员，并仔细地向她解释，请求她尽快把电报发出去。营业员看我认真的态度，笑着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一刻，我焦躁、激动的心立即踏实了下来。走出营业厅，我兴高采烈地翻身骑上自行车，乐悠悠地回到了单位。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沈阳音乐学院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是秦咏诚教授的亲笔回信，并附上歌曲《石油工人之歌》完整作品。秦咏诚教授复信道，周乙同志，史无前例长篇歌词电报，看出你的赤诚之心，激发我将歌曲写完，寄上请处理。歌曲是深情的，演唱要有韵味，最后也用原曲，有出其不意之成。总之，我工作很忙，抽时间把它写完，自以为还可以，供评选用吧！落选也无妨！我已将歌同时寄给征歌副刊部。祝好!
刹那间，我高兴得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不久，油田电视台得知了这一消息，对我进行了采访。1991年12月，“首届全国石油行业歌曲征集评选”活动揭晓，我和秦咏诚院长共同创作的《石油工人之歌》，词、曲分别获得了创作奖。多年以后，秦咏诚院长还把这首歌曲收录进了他的《秦咏诚音乐作品选》一书，排列在全书比较靠前的位置，并赠送给我一本。
专抵沈阳采访秦咏诚
1992年5月，我开始从事文字和新闻工作，并连续两次获得全国石油系统好新闻年度一等奖。1994年我把新闻触角延伸到“名人专访”，采访了北京近20位与石油工业发展有关联的中国文化艺术界著名艺术家，如词界鼻祖乔羽，建国初期“四大指挥家”之一、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秋里，曾荣获多次国家表演最高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表演艺术家李仁堂等等。那时，我就有一个愿望，要对秦咏诚院长做一次专访。由于工作繁忙，这一愿望一直都没有达成。1995年元旦前夕，我决定利用元旦和周末共3天的假期，专程去一趟沈阳。或许是因为过于兴奋和激动，采访秦咏诚院长的事情还闹了一点小波折。
1995年元旦这天，我提前准备好了相机，径直跑到北京站买好了去沈阳的火车票。就在检票进站前半小时左右，我突然想起还没有事先给秦咏诚院长取得联系。眼看就要进站检票了，假如秦院长不在沈阳，我这一趟不是白跑了吗？我赶紧跑出火车站候车大厅，慌慌张张在车站广场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并联系上了他。当秦咏诚院长得知我是几年前合作创作《石油工人之歌》的词作者时，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沈阳。他询问了我当日坐车班次，反复叮嘱我到了沈阳不要出站，他派人进站接我。
踏进秦院长的家门，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和忐忑。激动的是，我终于见到了亲自为我谱曲、非常使我崇拜的大艺术家了；忐忑的是，我事先并没有联系和沟通，实在有些冒昧失礼。但秦院长一点也没有在意这些。我刚踏进秦院长的家门，他就主动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随即邀请我走进里面的餐厅——秦咏诚院长为我这个“无名小卒”接风洗尘！
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秦咏诚院长本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已过花甲之年的秦咏诚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他谦逊、朴实、随意，对中国石油工业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的采访非常顺利和成功，还谈了很多“题外话”，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悉心关爱。当我提议要拍几张照片时，秦咏诚院长站起身，走到钢琴旁坐下，闭目几秒钟后，弹起了《我和我的祖国》和《我为祖国献石油》。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对祖国无限深情的爱，看到了老人心里洋溢出来的赤子情怀！
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年代，秦咏诚也有过坎坷，但他的音乐创作始终与祖国的命运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与大爱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正当我国“贫油”受前苏联卡脖子时期，作曲家创作了《我为祖国献石油》，激发了石油工业为国大干之志；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工业学大庆”进入高潮，作曲家创作了《创业》电影音乐，对我国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作曲家对祖国的这种赤诚之爱，与大环境下的石油工业密不可分，正如著名词作家郑南所说：“中国的石油事业，和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连在一起，他就是李四光。中国的石油颂歌，和一位艺术家的名字连在一起，他就是秦咏诚。”
秦咏诚的音乐作品大手笔、大写意，既粗犷豪迈又优美抒情，激励和鞭策了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走上了石油创业之路。199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专门为秦咏诚教授举办了隆重而热烈的“秦咏诚石油作品音乐会”，并授予他“石油工人作曲家”和“荣誉石油工人”称号，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亲自为秦咏诚教授颁发大红证书，以表彰他为中国石油工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采访张藜写《石油花》
对于《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藜的名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电视上得知的。那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热播的《篱笆·女人和狗》《古船·女人和网》等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都是张藜老师创作的，在城里乡村、大街小巷人人传唱。之后，又有牵动亿万民众的《亚洲雄风》，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也是由张藜作词的。那个时期的张藜因为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公众人物之一。但是，我决定要采访他，却是由于张老师曾为石油企业创作出石油歌曲《石油花》——一首优美、抒情的行业歌曲。1995年7月23日，我到张藜位于北京的家里采访了他。
1991年7月，华北油田物探公司拍摄专题片《节能基地节能花》，请张藜创作歌词。张藜接到邀请后到油田体验生活，并走访参观了油田生产建设。张藜告诉我，他曾于1973年去过大庆油田萨尔图体验过8天的油田生活，这次在华北油田，他又看到了石油工人质朴勤劳、艰苦创业的精神，激起了他创作的热情，并很快投入到了创作的过程中。
写行业歌曲，对于张藜来说不是第一次，然而这次他感到非常难写。一生写过无数歌颂祖国优秀作品的大词作家，对待歌词创作一贯严谨认真、精雕细刻。也许是感情投入越深，越难下笔的缘故吧，张藜说他在华北物探公司招待所琢磨了一夜没睡，竟因着急诱发了多年未犯的心脏病。犯病后的第二天一早，张藜被送进了华北油田物探公司卫生所。在卫生所等大夫的空当，张藜的创作灵感突然来了，他的脑海里迅速跳出了一串歌词。当日，他赶紧赶回北京，找到《歌曲》编辑部作曲家田晓耕作曲。没过几天，张藜带着歌曲《石油花》，再次来到华北油田。当年8月，中央电视台连续三次滚动播出了该专题片，受到有关方面和石油职工的好评。
这次采访结束后，在我离开张藜住所前，他送我两本书《歌诗之路》和《张藜歌诗评论集》。《歌诗之路》由著名诗人公木作序，集中收录了张藜一个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和有关张藜创作情况介绍文章。《张藜歌诗评论集》则收入了词界泰斗乔羽，著名美学评论家周荫昌，音乐文化人晓光、金波、晨枫、李幼容、徐沛东、许镜清、金兆军等权威人士对他作品的评价文章。1987年，乔羽为张藜歌诗选集《相思潮》作序言。三年后的1990年12月，乔羽续写下篇，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乔羽在文章中说：“一个作者没有自己独有的语言，他的艺术天地中就丧失了自己独有的品格。一切文学作品都如此，歌词岂能例外！‘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张藜有了自己独有的语言，于是张藜便成为张藜。”
张藜一生创作过近100部电视剧歌词，15岁参加革命并发表小说，后来进了鲁艺文工团。他曾师承著名作家周立波、管桦等人。他的第一首歌词《建筑工人之歌》，经著名音乐家安波修改并发表。20世纪50年代，他的《拿出革命干劲来》等作品，就已在全国打响。之后，《鼓浪屿之波》《我和我的祖国》等再次成为音乐会的经典曲目。20世纪80年代，他的创作进入高峰，尤以电视连续剧歌词著称，其中《篱笆墙的影子》被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有趣的是，作曲家秦咏诚和词作家张藜两人有着诸多共同点。两人年龄相近，分别于1933年、1932年出生；2015年、2016年逝世；都是生长在大连，有着大海般宽阔的情怀。在我看来，《我和我的祖国》成为传世经典，是他们在同一信念下的心灵默契和艺术感应，是他们献给祖国最深沉的祝福。
文·图◎ 周钇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上下纷纷利用多种形式、载体，轰轰烈烈地庆祝伟大祖国华诞，以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祝福。在所有这些活动形式当中，最受瞩目和利用频率最高的当数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百度”上查找不到的、关于我和两位艺术家——《我和我的祖国》的词曲作者秦咏诚、张藜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秦咏诚为我谱曲
秦咏诚这个名字，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在全国家喻户晓。
1991年我在油田工作期间，在《中国石油报》上见到一则征集“首届全国石油行业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我非常激动，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叫《石油工人之歌》，感觉自己写的这首歌词还算可以。但组委会要求，所征集的作品必须是一首完整的歌曲。那时，我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一个作曲的人都不认识，叫谁谱曲呢？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大作曲家秦咏诚教授，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他谱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可我马上又犯难了——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能给我这个无名小卒谱曲吗？眼看截稿时间就要到了，我的心里有点发慌。
经过激烈复杂的思想斗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最终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决定请秦咏诚教授为我的这首歌谱曲。当时时间很紧迫，只差几天就截稿了，再加上还要给作曲家留出创作谱曲的时间，写信函邮寄肯定来不及了。那时还没有微信、邮件等，我也不知道秦咏诚教授的联系电话，我就用电报把歌
词给秦咏诚教授传了过去。我带着《石油工人之歌》的歌词手稿，骑上自行车，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5公里以外的小县城邮局。我到邮局时已经快下班了，我急忙扔下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冲进营业厅，迅速向工作人员索要电报纸。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身穿草绿色工作服的女工作人员瞟了我一眼，甩出来一张电报纸。我接过一看，填写内容的地方只有几行空格，要填写我那么多的歌词哪够啊？我头都没有抬，立即说“不够!请再多给我几张！”那时，是以发送内容的字数来收取电报费用的，价格比较昂贵，而我整整用了四五张电报纸。
为了以最简短的语言把事情说清楚，并打动大作曲家为我谱曲，我反复思考了很久。最终我在电报最前面写上：“您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引我走上石油创业路，今天您还能为我谱一曲吗？”接下来，我就把《石油工人之歌》歌词认认真真地抄写在电报纸上，还反反复复地对照检查了好几遍。在最后，我写道，如果可以，请把作品直接投寄给征歌组委会，并填写上征歌截稿时间、组委会的联系方式和地址。这张电报内容超多，整整花了我小半个月的工资。我又认真检查了一遍电报内容，规规矩矩地把这一摞电报纸递给营业员，并仔细地向她解释，请求她尽快把电报发出去。营业员看我认真的态度，笑着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一刻，我焦躁、激动的心立即踏实了下来。走出营业厅，我兴高采烈地翻身骑上自行车，乐悠悠地回到了单位。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沈阳音乐学院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是秦咏诚教授的亲笔回信，并附上歌曲《石油工人之歌》完整作品。秦咏诚教授复信道，周乙同志，史无前例长篇歌词电报，看出你的赤诚之心，激发我将歌曲写完，寄上请处理。歌曲是深情的，演唱要有韵味，最后也用原曲，有出其不意之成。总之，我工作很忙，抽时间把它写完，自以为还可以，供评选用吧！落选也无妨！我已将歌同时寄给征歌副刊部。祝好!
刹那间，我高兴得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不久，油田电视台得知了这一消息，对我进行了采访。1991年12月，“首届全国石油行业歌曲征集评选”活动揭晓，我和秦咏诚院长共同创作的《石油工人之歌》，词、曲分别获得了创作奖。多年以后，秦咏诚院长还把这首歌曲收录进了他的《秦咏诚音乐作品选》一书，排列在全书比较靠前的位置，并赠送给我一本。
专抵沈阳采访秦咏诚
1992年5月，我开始从事文字和新闻工作，并连续两次获得全国石油系统好新闻年度一等奖。1994年我把新闻触角延伸到“名人专访”，采访了北京近20位与石油工业发展有关联的中国文化艺术界著名艺术家，如词界鼻祖乔羽，建国初期“四大指挥家”之一、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秋里，曾荣获多次国家表演最高奖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表演艺术家李仁堂等等。那时，我就有一个愿望，要对秦咏诚院长做一次专访。由于工作繁忙，这一愿望一直都没有达成。1995年元旦前夕，我决定利用元旦和周末共3天的假期，专程去一趟沈阳。或许是因为过于兴奋和激动，采访秦咏诚院长的事情还闹了一点小波折。
1995年元旦这天，我提前准备好了相机，径直跑到北京站买好了去沈阳的火车票。就在检票进站前半小时左右，我突然想起还没有事先给秦咏诚院长取得联系。眼看就要进站检票了，假如秦院长不在沈阳，我这一趟不是白跑了吗？我赶紧跑出火车站候车大厅，慌慌张张在车站广场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并联系上了他。当秦咏诚院长得知我是几年前合作创作《石油工人之歌》的词作者时，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沈阳。他询问了我当日坐车班次，反复叮嘱我到了沈阳不要出站，他派人进站接我。
踏进秦院长的家门，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和忐忑。激动的是，我终于见到了亲自为我谱曲、非常使我崇拜的大艺术家了；忐忑的是，我事先并没有联系和沟通，实在有些冒昧失礼。但秦院长一点也没有在意这些。我刚踏进秦院长的家门，他就主动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随即邀请我走进里面的餐厅——秦咏诚院长为我这个“无名小卒”接风洗尘！
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秦咏诚院长本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已过花甲之年的秦咏诚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他谦逊、朴实、随意，对中国石油工业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的采访非常顺利和成功，还谈了很多“题外话”，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悉心关爱。当我提议要拍几张照片时，秦咏诚院长站起身，走到钢琴旁坐下，闭目几秒钟后，弹起了《我和我的祖国》和《我为祖国献石油》。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对祖国无限深情的爱，看到了老人心里洋溢出来的赤子情怀！
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年代，秦咏诚也有过坎坷，但他的音乐创作始终与祖国的命运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与大爱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正当我国“贫油”受前苏联卡脖子时期，作曲家创作了《我为祖国献石油》，激发了石油工业为国大干之志；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工业学大庆”进入高潮，作曲家创作了《创业》电影音乐，对我国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作曲家对祖国的这种赤诚之爱，与大环境下的石油工业密不可分，正如著名词作家郑南所说：“中国的石油事业，和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连在一起，他就是李四光。中国的石油颂歌，和一位艺术家的名字连在一起，他就是秦咏诚。”
秦咏诚的音乐作品大手笔、大写意，既粗犷豪迈又优美抒情，激励和鞭策了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走上了石油创业之路。1993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专门为秦咏诚教授举办了隆重而热烈的“秦咏诚石油作品音乐会”，并授予他“石油工人作曲家”和“荣誉石油工人”称号，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亲自为秦咏诚教授颁发大红证书，以表彰他为中国石油工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采访张藜写《石油花》
对于《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藜的名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电视上得知的。那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热播的《篱笆·女人和狗》《古船·女人和网》等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都是张藜老师创作的，在城里乡村、大街小巷人人传唱。之后，又有牵动亿万民众的《亚洲雄风》，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也是由张藜作词的。那个时期的张藜因为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公众人物之一。但是，我决定要采访他，却是由于张老师曾为石油企业创作出石油歌曲《石油花》——一首优美、抒情的行业歌曲。1995年7月23日，我到张藜位于北京的家里采访了他。
1991年7月，华北油田物探公司拍摄专题片《节能基地节能花》，请张藜创作歌词。张藜接到邀请后到油田体验生活，并走访参观了油田生产建设。张藜告诉我，他曾于1973年去过大庆油田萨尔图体验过8天的油田生活，这次在华北油田，他又看到了石油工人质朴勤劳、艰苦创业的精神，激起了他创作的热情，并很快投入到了创作的过程中。
写行业歌曲，对于张藜来说不是第一次，然而这次他感到非常难写。一生写过无数歌颂祖国优秀作品的大词作家，对待歌词创作一贯严谨认真、精雕细刻。也许是感情投入越深，越难下笔的缘故吧，张藜说他在华北物探公司招待所琢磨了一夜没睡，竟因着急诱发了多年未犯的心脏病。犯病后的第二天一早，张藜被送进了华北油田物探公司卫生所。在卫生所等大夫的空当，张藜的创作灵感突然来了，他的脑海里迅速跳出了一串歌词。当日，他赶紧赶回北京，找到《歌曲》编辑部作曲家田晓耕作曲。没过几天，张藜带着歌曲《石油花》，再次来到华北油田。当年8月，中央电视台连续三次滚动播出了该专题片，受到有关方面和石油职工的好评。
这次采访结束后，在我离开张藜住所前，他送我两本书《歌诗之路》和《张藜歌诗评论集》。《歌诗之路》由著名诗人公木作序，集中收录了张藜一个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和有关张藜创作情况介绍文章。《张藜歌诗评论集》则收入了词界泰斗乔羽，著名美学评论家周荫昌，音乐文化人晓光、金波、晨枫、李幼容、徐沛东、许镜清、金兆军等权威人士对他作品的评价文章。1987年，乔羽为张藜歌诗选集《相思潮》作序言。三年后的1990年12月，乔羽续写下篇，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乔羽在文章中说：“一个作者没有自己独有的语言，他的艺术天地中就丧失了自己独有的品格。一切文学作品都如此，歌词岂能例外！‘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张藜有了自己独有的语言，于是张藜便成为张藜。”
张藜一生创作过近100部电视剧歌词，15岁参加革命并发表小说，后来进了鲁艺文工团。他曾师承著名作家周立波、管桦等人。他的第一首歌词《建筑工人之歌》，经著名音乐家安波修改并发表。20世纪50年代，他的《拿出革命干劲来》等作品，就已在全国打响。之后，《鼓浪屿之波》《我和我的祖国》等再次成为音乐会的经典曲目。20世纪80年代，他的创作进入高峰，尤以电视连续剧歌词著称，其中《篱笆墙的影子》被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有趣的是，作曲家秦咏诚和词作家张藜两人有着诸多共同点。两人年龄相近，分别于1933年、1932年出生；2015年、2016年逝世；都是生长在大连，有着大海般宽阔的情怀。在我看来，《我和我的祖国》成为传世经典，是他们在同一信念下的心灵默契和艺术感应，是他们献给祖国最深沉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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