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40年经验之谈，扶正首要顾护阳气
《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又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
张介宾据此提出：“阳之为义大矣，夫阴以阳为主，所关于造化之原，而为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是形本属阴，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又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可见，人体气的生成、运行及气之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功能的发挥，全靠元阳的资助来表现。彭教授特别重视人身之阳在生命活力中的作用。他认为，一部《伤寒论》，其根本要义在于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其中扶阳气又是重中之重。
《伤寒论》原文 397 条，寒证十居八九，讨论虚寒的就有 100 多条，而实热不过十居其一二。全书载方 113 首，属热者 60 余首，属寒者仅20 多首。三阴病篇章，则几近为温阳而设。
张琦《素问释义》中说：“七阳数，八阴数。七八犹言阴阳也。中年以后，阳渐衰而阴渐长。七曰损而八曰益，知其损益而抑阴扶阳，则两者可调，不然乃早衰矣。”
临床上常见一些患者出现面色晄白，形寒肢冷，腰膝骨节或腹部冷痛，久泄久痢或五更泄泻，完谷不化，或面浮身肿，小便不利，甚则腹胀如鼓，舌质淡胖，舌苔白滑，脉沉迟无力等脾肾阳虚的症状，于此必须大肆温补，方能力挽狂澜，药起沉疴。
彭教授临证时经常选用真武汤、附子汤、四逆汤等类，尤其喜用附子、善用附子。明·虞抟称：“（附子）禀雄壮之质，有斩关夺将之气，能引补气药行于十二经以追复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入血分以滋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达下焦以祛除在里之冷湿。”仅一味药，即可内走五脏六腑，外行肌肤表腠，上通下达，八面玲珑。于心阳虚，可疗胸脘疼痛，心悸多寐，或失眠；于脾胃虚寒，可疗脘腹冷痛，泄泻下利，食欲不振，水肿，吞咽梗塞；于肾阳不足，可疗腰背疼痛畏冷，甚或亡阳厥逆。它不仅可用来救治濒危重症，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各科内伤杂症，从《内经》“少火生气”之义而臻扶正养正之妙。
如彭教授治陈某，女，42 岁，风湿性心脏病病史 8 年。因心悸、胸痛、气促、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双下肢浮肿等症，于 1998年 2 月到某市医院诊治，诊为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失代偿期（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住院治疗月余。住院时曾用过西地兰、速尿、硝酸甘油等，胸痛、气促、呼吸困难及双下肢水肿等症一度好转。但 1 个月后，上述症状复发并不断加重。经大剂量强心、利尿药，24 小时尿量少于 200mL。邀诊时患者心悸、胸痛、气促较甚，低流量吸氧，尿少，眼睑及双下肢浮肿，乏力，恶心，舌淡暗，苔白滑，脉沉细数。中医诊为少阴病，心肾阳虚，水邪泛滥。治宜温养心肾，利水消肿。予真武汤加味：熟附子 9g（先煎），茯苓 20g，白术 12g，白芍 12g，生姜 6g，丹参 12g，薤白 12g，法半夏 12g，泽泻 12g，猪苓 15g。首日服 1 剂后，恶寒减，尿量增至600mL，患者家属大喜。次日服 2 剂，早晚各 1 剂，24 小时尿量增至 1300mL，浮肿渐退；心悸、胸痛明显减轻，气促好转，停止吸氧。后续上方加减调治周余，患者精神转佳，心悸、气促、胸痛缓解，可自行落地大小便，双下肢浮肿消退，纳食渐复。
又如治一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女，36 岁，反复腹痛、腹胀数月，屡治不果。就诊时除腹痛、腹胀外，伴见咳嗽、咽间痰阻感、肢端欠温、皮肤瘙痒、黄带有异味、大便溏薄日二三行。舌质淡红苔白，脉弦细滑。辨为脾肾阳虚，寒湿内蕴。以四逆汤、半夏厚朴汤合香连丸加减：熟附子 6g（先煎），干姜 6g，紫菀 12g，香附 15g，广木香 6g（后下），黄连 6g，法半夏 12g，川朴 15g，云苓 20g，苏叶 12g（后下），陈皮 6g，炙甘草 6g。4 剂后腹痛、腹胀减轻，已无咳嗽，肤痒亦除，大便渐次成形，即于原方中撤去肺表药，守上方稍事增损，前后再服 14 剂，腹痛腹胀及泄泻未发。继以健脾之药调理巩固。
彭教授指出，不管治疗哪个系统、哪一病种，只要符合阳虚的本质，就可投用附子，以患者微微口干，甚则咽部轻微不适为度。即使一些苔黄或光剥、脉细数的患者，凡是舌苔黄但水滑黏腻，光剥而质地淡嫩，脉虽数而沉弱无力，不可认为是热证，仍要分清寒热真假，予温补收功。遇到某些虚实并存的情况，则须不拘一格，寒温并用，可以在使用附子的同时，加黄芩、桔梗、沙参等苦寒凉润药味监制和抵消其副作用。当然，附子虽然好用，但毕竟是刚烈之性，且有一定的毒性，用之不当，可致心律不齐，甚至导致心脏、呼吸麻痹而死亡。全国各地附子品种不一，毒性也不一样，如云南腾冲附片的毒性就比四川附子大 18 倍，故临证时除考虑其适应证以外，尚需注意附子的品种、用量及煎煮炮制方法。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又说：“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
张介宾据此提出：“阳之为义大矣，夫阴以阳为主，所关于造化之原，而为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是形本属阴，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又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可见，人体气的生成、运行及气之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功能的发挥，全靠元阳的资助来表现。彭教授特别重视人身之阳在生命活力中的作用。他认为，一部《伤寒论》，其根本要义在于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其中扶阳气又是重中之重。
《伤寒论》原文 397 条，寒证十居八九，讨论虚寒的就有 100 多条，而实热不过十居其一二。全书载方 113 首，属热者 60 余首，属寒者仅20 多首。三阴病篇章，则几近为温阳而设。
张琦《素问释义》中说：“七阳数，八阴数。七八犹言阴阳也。中年以后，阳渐衰而阴渐长。七曰损而八曰益，知其损益而抑阴扶阳，则两者可调，不然乃早衰矣。”
临床上常见一些患者出现面色晄白，形寒肢冷，腰膝骨节或腹部冷痛，久泄久痢或五更泄泻，完谷不化，或面浮身肿，小便不利，甚则腹胀如鼓，舌质淡胖，舌苔白滑，脉沉迟无力等脾肾阳虚的症状，于此必须大肆温补，方能力挽狂澜，药起沉疴。
彭教授临证时经常选用真武汤、附子汤、四逆汤等类，尤其喜用附子、善用附子。明·虞抟称：“（附子）禀雄壮之质，有斩关夺将之气，能引补气药行于十二经以追复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入血分以滋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达下焦以祛除在里之冷湿。”仅一味药，即可内走五脏六腑，外行肌肤表腠，上通下达，八面玲珑。于心阳虚，可疗胸脘疼痛，心悸多寐，或失眠；于脾胃虚寒，可疗脘腹冷痛，泄泻下利，食欲不振，水肿，吞咽梗塞；于肾阳不足，可疗腰背疼痛畏冷，甚或亡阳厥逆。它不仅可用来救治濒危重症，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各科内伤杂症，从《内经》“少火生气”之义而臻扶正养正之妙。
如彭教授治陈某，女，42 岁，风湿性心脏病病史 8 年。因心悸、胸痛、气促、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双下肢浮肿等症，于 1998年 2 月到某市医院诊治，诊为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失代偿期（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住院治疗月余。住院时曾用过西地兰、速尿、硝酸甘油等，胸痛、气促、呼吸困难及双下肢水肿等症一度好转。但 1 个月后，上述症状复发并不断加重。经大剂量强心、利尿药，24 小时尿量少于 200mL。邀诊时患者心悸、胸痛、气促较甚，低流量吸氧，尿少，眼睑及双下肢浮肿，乏力，恶心，舌淡暗，苔白滑，脉沉细数。中医诊为少阴病，心肾阳虚，水邪泛滥。治宜温养心肾，利水消肿。予真武汤加味：熟附子 9g（先煎），茯苓 20g，白术 12g，白芍 12g，生姜 6g，丹参 12g，薤白 12g，法半夏 12g，泽泻 12g，猪苓 15g。首日服 1 剂后，恶寒减，尿量增至600mL，患者家属大喜。次日服 2 剂，早晚各 1 剂，24 小时尿量增至 1300mL，浮肿渐退；心悸、胸痛明显减轻，气促好转，停止吸氧。后续上方加减调治周余，患者精神转佳，心悸、气促、胸痛缓解，可自行落地大小便，双下肢浮肿消退，纳食渐复。
又如治一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女，36 岁，反复腹痛、腹胀数月，屡治不果。就诊时除腹痛、腹胀外，伴见咳嗽、咽间痰阻感、肢端欠温、皮肤瘙痒、黄带有异味、大便溏薄日二三行。舌质淡红苔白，脉弦细滑。辨为脾肾阳虚，寒湿内蕴。以四逆汤、半夏厚朴汤合香连丸加减：熟附子 6g（先煎），干姜 6g，紫菀 12g，香附 15g，广木香 6g（后下），黄连 6g，法半夏 12g，川朴 15g，云苓 20g，苏叶 12g（后下），陈皮 6g，炙甘草 6g。4 剂后腹痛、腹胀减轻，已无咳嗽，肤痒亦除，大便渐次成形，即于原方中撤去肺表药，守上方稍事增损，前后再服 14 剂，腹痛腹胀及泄泻未发。继以健脾之药调理巩固。
彭教授指出，不管治疗哪个系统、哪一病种，只要符合阳虚的本质，就可投用附子，以患者微微口干，甚则咽部轻微不适为度。即使一些苔黄或光剥、脉细数的患者，凡是舌苔黄但水滑黏腻，光剥而质地淡嫩，脉虽数而沉弱无力，不可认为是热证，仍要分清寒热真假，予温补收功。遇到某些虚实并存的情况，则须不拘一格，寒温并用，可以在使用附子的同时，加黄芩、桔梗、沙参等苦寒凉润药味监制和抵消其副作用。当然，附子虽然好用，但毕竟是刚烈之性，且有一定的毒性，用之不当，可致心律不齐，甚至导致心脏、呼吸麻痹而死亡。全国各地附子品种不一，毒性也不一样，如云南腾冲附片的毒性就比四川附子大 18 倍，故临证时除考虑其适应证以外，尚需注意附子的品种、用量及煎煮炮制方法。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阴阳是事物的两大统领。奇门凡是阳干与阳干的碰撞，多是冲突性的、动态性的。凡阴干与阴干的碰撞，多是被动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有特性的东西，,即火和土。天干里面火土是一家。火是不持久的，最终要变成土，所以说：己和丁到一块，出事也不大；丙戊在一起也是这个道理，还应吉。
除此之外，你看阳配阳、阴配阴的有几个好的？因为阳配阳、阴配阴，不是正配，就相互排斥。（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凡阳干都是积极的、乱的、躁动不安的。阴干是消极的、被动的、不情愿的。凡阳的都是在基础面上凸起的、裸露的或突出的。凡阴的都是凹陷的、塌下去的，这些都是它们的特性。比如测坟地遇到己，就表示有坑洞之类。凡阳的大多是干脆的、直的。阴的大多是柔软的、曲折的。
所以说解读象意并不是很难，只要了解了它的特性，解读起来就容易一些。不管是天干，还是八门、九星等都有阴阳属性的界限，这就好像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一样，即使这个女的长得十分凶悍，是个母老虎，但她也有女性的特征，本质属性没有改变，所以说，解读奇门遁甲符号的象意、用奇门遁甲预测，还是从阴阳以及五行上来解读。
除此之外，你看阳配阳、阴配阴的有几个好的？因为阳配阳、阴配阴，不是正配，就相互排斥。（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凡阳干都是积极的、乱的、躁动不安的。阴干是消极的、被动的、不情愿的。凡阳的都是在基础面上凸起的、裸露的或突出的。凡阴的都是凹陷的、塌下去的，这些都是它们的特性。比如测坟地遇到己，就表示有坑洞之类。凡阳的大多是干脆的、直的。阴的大多是柔软的、曲折的。
所以说解读象意并不是很难，只要了解了它的特性，解读起来就容易一些。不管是天干，还是八门、九星等都有阴阳属性的界限，这就好像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一样，即使这个女的长得十分凶悍，是个母老虎，但她也有女性的特征，本质属性没有改变，所以说，解读奇门遁甲符号的象意、用奇门遁甲预测，还是从阴阳以及五行上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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