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盈利创新大会暨汽车后市场思想者峰会圆满落幕；华为公开“超声波清洁车窗”相关专利，可替代雨刮器
周报热点
1、中汽协：1-2月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142.2亿美元
2、公安部：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亿辆
3、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计一季度二手车市场交易量同比下降1%
4、五部门：鼓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极配合开放相关的必要数据协议
5、比亚迪宣布停止燃油汽车整车生产
6、2022北京车展延期举办
7、2022中国（温州）国际汽摩配博览会延期举行
8、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盈利创新大会暨汽车后市场思想者峰会圆满落幕
9、途虎养车推“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
10、人本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1、因零部件供应不足，俄罗斯汽车之城多家车企停产
12、新能源车大卖：电动时代后市场服务要紧跟
13、加入造车大军？vivo自动驾驶专利公布
14、四维图新获广汽丰田2021年度供应商“同舟奖”
15、宁德时代德国工厂获得电芯生产许可
16、重磅！全球最大石油公司宣布提高油价
17、德国马牌第七代轮胎产品在中国上市
18、4S店保养车主流失，后市场门店加速发展
19、互联网加速汽车后市场“顺风重塑”
20、百世供应链启动浙江汽配集货转运中心，发力汽配赛道
21、华为公开“超声波清洁车窗”相关专利，可替代雨刮器
22、福特申请自动除雾窗专利
【中汽协：1-2月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142.2亿美元】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全国海关汽车商品进出口数据显示，2022年1-2月，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142.2亿美元，同比增长8.1%，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9.2%。在汽车零部件主要出口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发动机出口金额略有下降，其他三大类汽车零部件品种均呈增长。
【公安部：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亿辆】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2年3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2亿辆，其中汽车3.0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8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50亿人。2022年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34万辆，新领证驾驶人775.8万人。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计一季度二手车市场交易量同比下降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2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07.68万辆，同比增长12.71%。从3月的周度的市场表现来看，前三周一直处于下降区间，第四周虽然有小幅回调但日均交易量跟2月份同期相比下降了20%。因此预计本月的交易规模在133-135万辆左右，与去年的3月份同比下降15%。一季度预计交易量在391万辆左右，与同期相比少了4万辆，累计同比下降1%。
【五部门：鼓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极配合开放相关的必要数据协议】
工信部办公厅等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企业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强化供应商管理。企业要对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提出明确的产品安全指标要求，制定供应商质量体系评价制度，强化供应商评估。鼓励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极配合开放与产品安全、质量分析等相关的必要数据协议。
【比亚迪宣布停止燃油汽车整车生产】
2022年4月3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比亚迪”）在港交所发布最新销量快报。在公告中，比亚迪重磅宣布：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自2022年3月其停止燃油汽车的整车生产。
未来，在汽车板块，公司将专注于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业务。同时，公司将继续进行燃油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和供应，为现有燃油汽车客户持续提供完善的服务和售后保障，以及全生命周期的零配件供应，保证无忧畅行。与此同时，比亚迪官方发布停产燃油汽车说明，内容与港股文件基本一致。
【2022北京车展延期举办】
近期国内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处于发展阶段，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全力配合和落实国家及北京市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切实保障参展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确保良好的参展参观效果，原定于2022年4月21日-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的2022（第十七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AUTO CHINA 2022）将延期举办，具体举办时间另行通知。
【2022中国（温州）国际汽摩配博览会延期举行】
鉴于近期国内疫情呈多点频发态势，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为确保参会人员的安全健康，经组委会审慎研究，决定原定于2022年5月6-8日在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中国(温州)国际汽摩配博览会”、“中国(温州)国际紧固件博览会”延期举办，地点不变，具体开展时间另行通知。
【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盈利创新大会暨汽车后市场思想者峰会圆满落幕】
4月8日，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盈利创新大会暨汽车后市场思想者峰会在汽配圈直播间圆满落幕。通过本次线上的传播，让更多的汽车后市场同行，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获得了启发，带着新项目、新技术，从新出发。
本次活动吸引了近30000人在线观看，在特殊时期，用创新的方式，科技的手段，通过云端进行交流与分享，让人收获满满，回味无穷。
【途虎养车推“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
为帮助上海区域工场店缓解疫情带来的影响，途虎养车近日宣布，已启动“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涵盖费用减免、防疫物资支持、资金帮扶以及市场支持等举措。面对此次疫情，途虎养车多措并举，与上海加盟商伙伴齐心抗疫。
【人本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月3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2021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共评出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省科学技术合作奖、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等授奖项目共计299项(人)。人本集团参与完成的《低摩擦高性能轴承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喜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参与的单位还有河南科技大学、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因零部件供应不足，俄罗斯汽车之城多家车企停产】
从3月3日开始，因俄乌冲突导致的供应链短缺等问题，大众汽车俄罗斯两家工厂已宣布停产；斯特兰蒂斯与三菱汽车合作的工厂，因零部件供应不足等问题，可能会关闭在卡卢加的货车工厂；沃尔沃也宣布，卡卢加的卡车工厂停产。
【新能源车大卖：电动时代后市场服务要紧跟】
按照汽车业诞生130多年来的规律，当汽车市场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以维修、保养为主的后市场产业必将迎来快速成长。显然，新能源汽车也不例外。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占比从2016年的1.2%左右一路高涨，到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累计完成354.5万台和352.1万台，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13.4%。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和市场保有量逐渐提高，汽车后市场势必改变旧的逻辑，增加新的增长点，跟紧服务。
【加入造车大军？vivo自动驾驶专利公布】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vivo）公开自动驾驶方法、车载装置、移动装置和车载电子设备专利，公开号为CN114261398A，这一专利于2021年9月14日申请。
专利摘要显示，此申请属于通信技术领域，在车载电子设备和移动终端之间处于连接状态的情况下，接收移动终端发送的第一信息控制车载电子设备进行自动驾驶。其中第一信息包括第一驾驶环境信息和第一驾驶信息至少一项。
【四维图新获广汽丰田2021年度供应商“同舟奖”】
近日，2022年度广汽丰田第十六届供应商大会在线举行，会上广汽丰田对过去一年取得特别突出成绩的供应商进行了表彰，其中，四维图新获颁整车领域供应商重要奖项同舟奖。
全球汽车行业在2021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芯片荒，这给全球汽车生态链的供应体系都提出了严峻考验，广汽丰田也不例外。面对广汽丰田供应链“缺芯”可能带来的直接停产风险，四维图新连同旗下四维智联，与广汽丰田多个部门紧密协同，连续奋战多个日夜，以近乎不可能的速度达成了缺芯替代座舱解决方案的快速纳入，并能满足广汽丰田一贯过硬的产品品质，直接避免了产品断线。
【宁德时代德国工厂获得电芯生产许可】
4月4日，宁德时代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的首个海外工厂正式获得电芯生产许可。该工厂也是德国第一家电池工厂，目前正处于设备安装阶段，为第一批电芯能在2022年底前下线进行最后的冲刺。
【重磅！全球最大石油公司宣布提高油价】
周一美盘初，WTI原油站上103美元关口，日内涨幅扩大至4%，布伦特原油大涨3%，因沙特上调提振市场对石油需求前景的预期，而石油消费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SPR）的消息未能抵消因俄乌开战和伊核协议悬而未决引发的供应担忧。
4月4日，沙特阿美宣布提高5月份面向亚洲客户的所有石油价格，并上调面向美国和欧洲所有品类油价。沙特阿美将5月份向亚洲供应的主要产品阿拉伯轻质原油的官方销售价格（OSP）将比中东基准的阿曼/迪拜原油均价高出9.35美元/桶，较4月价格大幅跳升4.40美元/桶，达到创纪录水平。沙特阿美向西北欧供应的阿拉伯轻质原油OSP设定为比布伦特原油高4.60美元/桶；向美国供应的OSP定为比ASCI（阿古斯酸原油指数）高5.65美元/桶，也创下了纪录。
【德国马牌第七代轮胎产品在中国上市】
2022年4月6日，德国马牌轮胎全新推出的SportContact 7系列，产品尺寸直径覆盖19到23英寸，目前拥有42种不同规格，其中部分规格已登陆中国市场。
德国马牌轮胎将继续扩展SportContact 7轮胎的尺寸与规格，以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于高性能轮胎的需求。
据悉，德国马牌SportContact 7是一款高性能轮胎，具备出色的安全性、优异的操控性和卓越的里程表现。
【4S店保养车主流失，后市场门店加速发展】
4S店保养车主流失率逐年升高，根据某机构的调查，目前质保期内的车主是4S店的主要客源，近七成的车主会在质保期内选择道品牌4S店进行保养。车辆过保后，4S店仅能留住不足五成的车主继续在店保养，并且这些车主也是处于逐年流失的状态。
根据相关调查表明，将近四成车主表示过保后会离开4S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保养价格过高，对于4S店忠诚度较高的车主普遍是六零后和七零后，且车价在五十万以上的车主，毕竟这类的车主在不考虑保养费用的前提下，优选的就是专业服务机构。
市场的发展是不会停滞的，有竞争才有动力，正是4S店一成不变的状态才让其它渠道的维保体系得以快速发展，比如维保平台和众多崛起的汽车服务连锁品牌。年轻化的新生代车主开始认同汽车服务门店的保养服务和技术，从而摆脱掉做保养去4S店的固有传统观念。汽车保养业务的流出，让汽车后市场维保产业发展更加趋于快速，并且多方面的竞争让市场更加开放和透明。
【互联网加速汽车后市场“顺风重塑”】
曾经，散乱不正规是人们对汽车后市场的突出印象。如今，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汽车后市场告别了乱象丛生的暴利时代，“顺风而行”加速革新。政策赋能万亿市场加速释放。
【百世供应链启动浙江汽配集货转运中心，发力汽配赛道】
4月8日，百世供应链宣布其浙江汽配集货转运中心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以服装和快消品见长的百世供应链已经跻身汽配赛道。
目前，百世供应链在浙江余姚的汽配集货转运中心已与某国内知名汽车品牌合作，为其提供循环取货运输、物流集配中心运营、即时配送等服务在内的汽配整体仓配解决方案。接下来，百世还将在浙江六个地区布局汽配集货转运中心，辐射长三角地区，为更多汽车品牌、汽配供应商提供服务。
【华为公开“超声波清洁车窗”相关专利，可替代雨刮器】
华为于4月8日公开了一项“车窗清洁方法、车窗清洁装置及车辆”相关专利，公开号为CN112739583B。专利摘要显示，这是一种智能车辆及应用于智能车辆中的车窗清洁装置和车窗清洁方法，可应用于智能驾驶领域。车辆包括车窗、检测装置及多个超声波换能器。
据了解，专利称通过检测装置对车窗进行检测以获取检测信息，当根据所述检测信息确定所述玻璃上存在杂物时，控制所述多个超声波换能器工作以对所述玻璃进行清洗。通过使用多个超声波换能器替代现有技术中的雨刮器来对玻璃进行清洗，进而能够降低功耗且提高清洁度。
【福特申请自动除雾窗专利】
日前，福特申请了增强型防雾窗系统专利，其可检测到挡风玻璃关键部位被雾气遮挡时，自动清理汽车玻璃上的雾气。
该系统通过挡风玻璃上的多个传感器来检测空气中的温度变化和水分，如果挡风玻璃起雾，该系统会将自动开启除雾空调，以防止雾气遮挡视线。该系统可以自动决定是利用暖风，还是冷风为挡风玻璃除雾，并可以控制空调鼓风机的速度，内循环和外循环，以及是否启动空调模式。这将大大减少驾驶员因车内雾气造成的驾驶分心，保证驾驶安全。
-- END --
周报热点
1、中汽协：1-2月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142.2亿美元
2、公安部：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亿辆
3、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计一季度二手车市场交易量同比下降1%
4、五部门：鼓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极配合开放相关的必要数据协议
5、比亚迪宣布停止燃油汽车整车生产
6、2022北京车展延期举办
7、2022中国（温州）国际汽摩配博览会延期举行
8、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盈利创新大会暨汽车后市场思想者峰会圆满落幕
9、途虎养车推“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
10、人本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1、因零部件供应不足，俄罗斯汽车之城多家车企停产
12、新能源车大卖：电动时代后市场服务要紧跟
13、加入造车大军？vivo自动驾驶专利公布
14、四维图新获广汽丰田2021年度供应商“同舟奖”
15、宁德时代德国工厂获得电芯生产许可
16、重磅！全球最大石油公司宣布提高油价
17、德国马牌第七代轮胎产品在中国上市
18、4S店保养车主流失，后市场门店加速发展
19、互联网加速汽车后市场“顺风重塑”
20、百世供应链启动浙江汽配集货转运中心，发力汽配赛道
21、华为公开“超声波清洁车窗”相关专利，可替代雨刮器
22、福特申请自动除雾窗专利
【中汽协：1-2月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142.2亿美元】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全国海关汽车商品进出口数据显示，2022年1-2月，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金额142.2亿美元，同比增长8.1%，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9.2%。在汽车零部件主要出口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发动机出口金额略有下降，其他三大类汽车零部件品种均呈增长。
【公安部：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亿辆】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2年3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2亿辆，其中汽车3.0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8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50亿人。2022年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34万辆，新领证驾驶人775.8万人。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计一季度二手车市场交易量同比下降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2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07.68万辆，同比增长12.71%。从3月的周度的市场表现来看，前三周一直处于下降区间，第四周虽然有小幅回调但日均交易量跟2月份同期相比下降了20%。因此预计本月的交易规模在133-135万辆左右，与去年的3月份同比下降15%。一季度预计交易量在391万辆左右，与同期相比少了4万辆，累计同比下降1%。
【五部门：鼓励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极配合开放相关的必要数据协议】
工信部办公厅等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企业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强化供应商管理。企业要对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提出明确的产品安全指标要求，制定供应商质量体系评价制度，强化供应商评估。鼓励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积极配合开放与产品安全、质量分析等相关的必要数据协议。
【比亚迪宣布停止燃油汽车整车生产】
2022年4月3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比亚迪”）在港交所发布最新销量快报。在公告中，比亚迪重磅宣布：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自2022年3月其停止燃油汽车的整车生产。
未来，在汽车板块，公司将专注于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业务。同时，公司将继续进行燃油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和供应，为现有燃油汽车客户持续提供完善的服务和售后保障，以及全生命周期的零配件供应，保证无忧畅行。与此同时，比亚迪官方发布停产燃油汽车说明，内容与港股文件基本一致。
【2022北京车展延期举办】
近期国内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处于发展阶段，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全力配合和落实国家及北京市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切实保障参展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确保良好的参展参观效果，原定于2022年4月21日-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的2022（第十七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AUTO CHINA 2022）将延期举办，具体举办时间另行通知。
【2022中国（温州）国际汽摩配博览会延期举行】
鉴于近期国内疫情呈多点频发态势，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为确保参会人员的安全健康，经组委会审慎研究，决定原定于2022年5月6-8日在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中国(温州)国际汽摩配博览会”、“中国(温州)国际紧固件博览会”延期举办，地点不变，具体开展时间另行通知。
【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盈利创新大会暨汽车后市场思想者峰会圆满落幕】
4月8日，2022中国汽车后市场盈利创新大会暨汽车后市场思想者峰会在汽配圈直播间圆满落幕。通过本次线上的传播，让更多的汽车后市场同行，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获得了启发，带着新项目、新技术，从新出发。
本次活动吸引了近30000人在线观看，在特殊时期，用创新的方式，科技的手段，通过云端进行交流与分享，让人收获满满，回味无穷。
【途虎养车推“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
为帮助上海区域工场店缓解疫情带来的影响，途虎养车近日宣布，已启动“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携手守沪”疫情帮扶项目，涵盖费用减免、防疫物资支持、资金帮扶以及市场支持等举措。面对此次疫情，途虎养车多措并举，与上海加盟商伙伴齐心抗疫。
【人本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月3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2021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共评出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省科学技术合作奖、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等授奖项目共计299项(人)。人本集团参与完成的《低摩擦高性能轴承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喜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参与的单位还有河南科技大学、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因零部件供应不足，俄罗斯汽车之城多家车企停产】
从3月3日开始，因俄乌冲突导致的供应链短缺等问题，大众汽车俄罗斯两家工厂已宣布停产；斯特兰蒂斯与三菱汽车合作的工厂，因零部件供应不足等问题，可能会关闭在卡卢加的货车工厂；沃尔沃也宣布，卡卢加的卡车工厂停产。
【新能源车大卖：电动时代后市场服务要紧跟】
按照汽车业诞生130多年来的规律，当汽车市场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以维修、保养为主的后市场产业必将迎来快速成长。显然，新能源汽车也不例外。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占比从2016年的1.2%左右一路高涨，到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累计完成354.5万台和352.1万台，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13.4%。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和市场保有量逐渐提高，汽车后市场势必改变旧的逻辑，增加新的增长点，跟紧服务。
【加入造车大军？vivo自动驾驶专利公布】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信息显示，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vivo）公开自动驾驶方法、车载装置、移动装置和车载电子设备专利，公开号为CN114261398A，这一专利于2021年9月14日申请。
专利摘要显示，此申请属于通信技术领域，在车载电子设备和移动终端之间处于连接状态的情况下，接收移动终端发送的第一信息控制车载电子设备进行自动驾驶。其中第一信息包括第一驾驶环境信息和第一驾驶信息至少一项。
【四维图新获广汽丰田2021年度供应商“同舟奖”】
近日，2022年度广汽丰田第十六届供应商大会在线举行，会上广汽丰田对过去一年取得特别突出成绩的供应商进行了表彰，其中，四维图新获颁整车领域供应商重要奖项同舟奖。
全球汽车行业在2021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芯片荒，这给全球汽车生态链的供应体系都提出了严峻考验，广汽丰田也不例外。面对广汽丰田供应链“缺芯”可能带来的直接停产风险，四维图新连同旗下四维智联，与广汽丰田多个部门紧密协同，连续奋战多个日夜，以近乎不可能的速度达成了缺芯替代座舱解决方案的快速纳入，并能满足广汽丰田一贯过硬的产品品质，直接避免了产品断线。
【宁德时代德国工厂获得电芯生产许可】
4月4日，宁德时代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的首个海外工厂正式获得电芯生产许可。该工厂也是德国第一家电池工厂，目前正处于设备安装阶段，为第一批电芯能在2022年底前下线进行最后的冲刺。
【重磅！全球最大石油公司宣布提高油价】
周一美盘初，WTI原油站上103美元关口，日内涨幅扩大至4%，布伦特原油大涨3%，因沙特上调提振市场对石油需求前景的预期，而石油消费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SPR）的消息未能抵消因俄乌开战和伊核协议悬而未决引发的供应担忧。
4月4日，沙特阿美宣布提高5月份面向亚洲客户的所有石油价格，并上调面向美国和欧洲所有品类油价。沙特阿美将5月份向亚洲供应的主要产品阿拉伯轻质原油的官方销售价格（OSP）将比中东基准的阿曼/迪拜原油均价高出9.35美元/桶，较4月价格大幅跳升4.40美元/桶，达到创纪录水平。沙特阿美向西北欧供应的阿拉伯轻质原油OSP设定为比布伦特原油高4.60美元/桶；向美国供应的OSP定为比ASCI（阿古斯酸原油指数）高5.65美元/桶，也创下了纪录。
【德国马牌第七代轮胎产品在中国上市】
2022年4月6日，德国马牌轮胎全新推出的SportContact 7系列，产品尺寸直径覆盖19到23英寸，目前拥有42种不同规格，其中部分规格已登陆中国市场。
德国马牌轮胎将继续扩展SportContact 7轮胎的尺寸与规格，以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于高性能轮胎的需求。
据悉，德国马牌SportContact 7是一款高性能轮胎，具备出色的安全性、优异的操控性和卓越的里程表现。
【4S店保养车主流失，后市场门店加速发展】
4S店保养车主流失率逐年升高，根据某机构的调查，目前质保期内的车主是4S店的主要客源，近七成的车主会在质保期内选择道品牌4S店进行保养。车辆过保后，4S店仅能留住不足五成的车主继续在店保养，并且这些车主也是处于逐年流失的状态。
根据相关调查表明，将近四成车主表示过保后会离开4S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保养价格过高，对于4S店忠诚度较高的车主普遍是六零后和七零后，且车价在五十万以上的车主，毕竟这类的车主在不考虑保养费用的前提下，优选的就是专业服务机构。
市场的发展是不会停滞的，有竞争才有动力，正是4S店一成不变的状态才让其它渠道的维保体系得以快速发展，比如维保平台和众多崛起的汽车服务连锁品牌。年轻化的新生代车主开始认同汽车服务门店的保养服务和技术，从而摆脱掉做保养去4S店的固有传统观念。汽车保养业务的流出，让汽车后市场维保产业发展更加趋于快速，并且多方面的竞争让市场更加开放和透明。
【互联网加速汽车后市场“顺风重塑”】
曾经，散乱不正规是人们对汽车后市场的突出印象。如今，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汽车后市场告别了乱象丛生的暴利时代，“顺风而行”加速革新。政策赋能万亿市场加速释放。
【百世供应链启动浙江汽配集货转运中心，发力汽配赛道】
4月8日，百世供应链宣布其浙江汽配集货转运中心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以服装和快消品见长的百世供应链已经跻身汽配赛道。
目前，百世供应链在浙江余姚的汽配集货转运中心已与某国内知名汽车品牌合作，为其提供循环取货运输、物流集配中心运营、即时配送等服务在内的汽配整体仓配解决方案。接下来，百世还将在浙江六个地区布局汽配集货转运中心，辐射长三角地区，为更多汽车品牌、汽配供应商提供服务。
【华为公开“超声波清洁车窗”相关专利，可替代雨刮器】
华为于4月8日公开了一项“车窗清洁方法、车窗清洁装置及车辆”相关专利，公开号为CN112739583B。专利摘要显示，这是一种智能车辆及应用于智能车辆中的车窗清洁装置和车窗清洁方法，可应用于智能驾驶领域。车辆包括车窗、检测装置及多个超声波换能器。
据了解，专利称通过检测装置对车窗进行检测以获取检测信息，当根据所述检测信息确定所述玻璃上存在杂物时，控制所述多个超声波换能器工作以对所述玻璃进行清洗。通过使用多个超声波换能器替代现有技术中的雨刮器来对玻璃进行清洗，进而能够降低功耗且提高清洁度。
【福特申请自动除雾窗专利】
日前，福特申请了增强型防雾窗系统专利，其可检测到挡风玻璃关键部位被雾气遮挡时，自动清理汽车玻璃上的雾气。
该系统通过挡风玻璃上的多个传感器来检测空气中的温度变化和水分，如果挡风玻璃起雾，该系统会将自动开启除雾空调，以防止雾气遮挡视线。该系统可以自动决定是利用暖风，还是冷风为挡风玻璃除雾，并可以控制空调鼓风机的速度，内循环和外循环，以及是否启动空调模式。这将大大减少驾驶员因车内雾气造成的驾驶分心，保证驾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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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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