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课堂上下了这个app做了这个测试只大概了解了一下自己的personality，刚刚大致又瞥了一眼，作为infp，我似乎对另一半这点执念特别深！我有朋友说我做决定每次都很冲动，我也自我认知为一个典型的恋爱脑，一拍即合，可能刚聊几句觉得对方和我有共鸣产生我就另生情愫了；第二条那更是准确得不能再准确了，曾经有一个人能和我分享他的“不为人知”，也许夹杂着悲伤和扭曲，但我却在那一刻feel on the moon；也有一个人，他老是隐藏自己，不肯倾诉，神神秘秘，把那些“事情”锁在心里，让我有发疯而烦恼的求知欲，我就是很想知道，我就很想成为对于那个人的不一样，而当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求知欲遭到阻挡，我便觉得失望而沮丧。infp的人真的，情感共鸣很强，也很强调自我价值和特殊性。
佛菩萨身份暴露就一定要马上离开娑婆世界吗？（接上篇）
2、“暴露身份，即刻入灭”实为邪说歪论，而非佛意
是的，《楞严经》中佛陀留下遗训，末法时期罗汉菩萨不能以罗汉菩萨自居，不能透露身份，除临命终时。
但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有云：“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这不是矛盾了吗？假若末法时期，某国土众生应以佛陀身份而得渡，观世音菩萨岂不是无法以佛陀身而为说法吗？因为一旦暴露了佛陀身份或辟支佛、声闻身就要入灭，否则就是假的，就是欺骗世人啊，既要入灭又何来说法渡生呢？
难道是《普门品》经义不符合《楞严经》教戒？或《楞严经》否定了《普门品》？若做如是认知，那真是罪莫大焉啊。其实，佛陀所说法没有丝毫矛盾。
——首先，我们当知：
在佛门中，谁有资格对佛菩萨的住世和入灭定“规矩”呢？
《楞严经》所说罗汉菩萨应世“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是世尊悲意，为防止末法时期，妖孽邪师骗子假借罗汉、菩萨名号身份众生，故勒令罗汉菩萨应世不能自称罗汉菩萨，更不能未证言证，犯大妄语戒，更不会“潜行贪欲，破佛律议”，而是要时时刻刻抱“惭愧心”渡生。这才是经文原意，事实也是如此。
世尊灭度后至今，来此世界的佛菩萨在众生知道祂身份后，一般会选择消失，或圆寂前才透露身份，不仅有上述“丰干和尚”等公案为证，更有真正佛菩萨或罗汉们继续住世，也决不会自称自己是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罗汉，他们的行持都非常内敛谦逊，时时以惭愧心而为众生说法。
比如，有人以圣境所知询问太虚法师、印光法师是否是弥勒菩萨、大势至菩萨化身时，均遭祖师呵斥阻止。但若把祖师们根据因缘选择“不承认身份”的谦逊本质，作为“不能暴露身份”的依据，则不仅牵强附会，也在藐视祖师不通经教。
再者，《楞严经》本身就有好几个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才真正是释迦佛陀当年所说的呢？ 楞严咒也有上百个版本，究竟哪个才是释迦佛陀所传的楞严咒呢？而贯穿《楞严经》原文上下，根本就找不到 “暴露身份，即刻入灭”的佛陀教言。
有人说“唯除命终，阴有遗付”就是“暴露身份，即刻入灭”的意思，这更是歪曲经义的笑话。
——其次，我们当知：
佛菩萨来此世界不是来旅游，不是来逛街，更不是来做“不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工作”的，而是为渡一切有缘众生而来的，佛陀降世更是“以大事因缘”而来。
就上述佛菩萨入灭公案来分析。丰干和尚作为阿弥陀佛降世，怎么可能明知“不能透露身份”，却故意向台州知府透露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再来，而致两位菩萨匆匆入灭离开呢？假如这两位菩萨渡生因缘还未尽，岂不因为丰干和尚的“弥陀饶舌”而破坏了菩萨的渡生事业吗？这怎么可能呢？
由此可推断，三位佛菩萨再来人先后入灭的根本原因是，祂们住世渡生因缘已经结束，才出现彼此“饶舌”，互说身份的缘起。并非因为“暴露身份，即刻入灭”所谓规矩。
试想，如果佛菩萨住世渡生因缘尚未结束，而仅因身份暴露就要离开，就要入灭，国土中那些该以佛陀身份或菩萨身份得渡的众生，由谁来渡化呢？难道佛菩萨会因为身份暴露问题而无视这些众生的成就解脱吗？这显然有违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本质嘛！
再从众生学佛信心和依教奉行角度来说。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让众生知道自己师父是佛菩萨再来人，对众生学佛成就的信心是增益还是减损呢？是更有利于众生依教奉行还是更不利呢？
或者说，如果众生不知道自己的师父是佛菩萨再来人，而将真正的圣者师父视为凡夫。那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他无以判断师父所讲的对与不对，如果他都能如理如法判断师父讲的对不对，那他就不需要跟师父学了。现今社会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众生被邪师骗子所误导和欺骗了。难道不是吗？而现实情况，恰恰是众生的刚性我执会让他经常质疑、不依圣师所教。明知师父是圣者，是佛菩萨再来人，他还不好好修行，更何况他不知道师父是圣者呢？二是，学佛是为“转凡入圣”，自然要跟着圣者学才更有信心。何以相信一个凡夫能带领众生“转凡入圣”，走向解脱呢？
是故，“万法皆因缘”。佛菩萨来此世界住世多少年？现何相？白衣相还是僧人相？显何身份？扬何名号？说哪些法？渡哪些人？何时公开身份？这一切都由众生得渡因缘，众生善根福德所决定的，与佛菩萨身份是否暴露并无本质关联。因缘该如何就如何。身份暴露，即刻入灭，是一种应世因缘；身份暴露，依然渡生，也是一种应世因缘，哪里是“非此即彼”“不入灭就是骗子”“一佛世界无二佛并出”那么简单片面的认知啊！再者，“初地尚不知二地事”，凡夫又岂能看懂佛菩萨的事呢？
可见，“暴露身份，即刻入灭”的所谓“佛门规矩”是不符合佛菩萨渡生因缘的伪规矩假佛戒，是邪说歪论而非佛意。因为，除了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没有任何圣者或祖师有资格对佛菩萨住世和入灭定“规矩”的。谁说自己有资格，定是邪魔无疑。
2、“暴露身份，即刻入灭”实为邪说歪论，而非佛意
是的，《楞严经》中佛陀留下遗训，末法时期罗汉菩萨不能以罗汉菩萨自居，不能透露身份，除临命终时。
但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有云：“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这不是矛盾了吗？假若末法时期，某国土众生应以佛陀身份而得渡，观世音菩萨岂不是无法以佛陀身而为说法吗？因为一旦暴露了佛陀身份或辟支佛、声闻身就要入灭，否则就是假的，就是欺骗世人啊，既要入灭又何来说法渡生呢？
难道是《普门品》经义不符合《楞严经》教戒？或《楞严经》否定了《普门品》？若做如是认知，那真是罪莫大焉啊。其实，佛陀所说法没有丝毫矛盾。
——首先，我们当知：
在佛门中，谁有资格对佛菩萨的住世和入灭定“规矩”呢？
《楞严经》所说罗汉菩萨应世“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是世尊悲意，为防止末法时期，妖孽邪师骗子假借罗汉、菩萨名号身份众生，故勒令罗汉菩萨应世不能自称罗汉菩萨，更不能未证言证，犯大妄语戒，更不会“潜行贪欲，破佛律议”，而是要时时刻刻抱“惭愧心”渡生。这才是经文原意，事实也是如此。
世尊灭度后至今，来此世界的佛菩萨在众生知道祂身份后，一般会选择消失，或圆寂前才透露身份，不仅有上述“丰干和尚”等公案为证，更有真正佛菩萨或罗汉们继续住世，也决不会自称自己是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罗汉，他们的行持都非常内敛谦逊，时时以惭愧心而为众生说法。
比如，有人以圣境所知询问太虚法师、印光法师是否是弥勒菩萨、大势至菩萨化身时，均遭祖师呵斥阻止。但若把祖师们根据因缘选择“不承认身份”的谦逊本质，作为“不能暴露身份”的依据，则不仅牵强附会，也在藐视祖师不通经教。
再者，《楞严经》本身就有好几个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才真正是释迦佛陀当年所说的呢？ 楞严咒也有上百个版本，究竟哪个才是释迦佛陀所传的楞严咒呢？而贯穿《楞严经》原文上下，根本就找不到 “暴露身份，即刻入灭”的佛陀教言。
有人说“唯除命终，阴有遗付”就是“暴露身份，即刻入灭”的意思，这更是歪曲经义的笑话。
——其次，我们当知：
佛菩萨来此世界不是来旅游，不是来逛街，更不是来做“不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工作”的，而是为渡一切有缘众生而来的，佛陀降世更是“以大事因缘”而来。
就上述佛菩萨入灭公案来分析。丰干和尚作为阿弥陀佛降世，怎么可能明知“不能透露身份”，却故意向台州知府透露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再来，而致两位菩萨匆匆入灭离开呢？假如这两位菩萨渡生因缘还未尽，岂不因为丰干和尚的“弥陀饶舌”而破坏了菩萨的渡生事业吗？这怎么可能呢？
由此可推断，三位佛菩萨再来人先后入灭的根本原因是，祂们住世渡生因缘已经结束，才出现彼此“饶舌”，互说身份的缘起。并非因为“暴露身份，即刻入灭”所谓规矩。
试想，如果佛菩萨住世渡生因缘尚未结束，而仅因身份暴露就要离开，就要入灭，国土中那些该以佛陀身份或菩萨身份得渡的众生，由谁来渡化呢？难道佛菩萨会因为身份暴露问题而无视这些众生的成就解脱吗？这显然有违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本质嘛！
再从众生学佛信心和依教奉行角度来说。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让众生知道自己师父是佛菩萨再来人，对众生学佛成就的信心是增益还是减损呢？是更有利于众生依教奉行还是更不利呢？
或者说，如果众生不知道自己的师父是佛菩萨再来人，而将真正的圣者师父视为凡夫。那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他无以判断师父所讲的对与不对，如果他都能如理如法判断师父讲的对不对，那他就不需要跟师父学了。现今社会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众生被邪师骗子所误导和欺骗了。难道不是吗？而现实情况，恰恰是众生的刚性我执会让他经常质疑、不依圣师所教。明知师父是圣者，是佛菩萨再来人，他还不好好修行，更何况他不知道师父是圣者呢？二是，学佛是为“转凡入圣”，自然要跟着圣者学才更有信心。何以相信一个凡夫能带领众生“转凡入圣”，走向解脱呢？
是故，“万法皆因缘”。佛菩萨来此世界住世多少年？现何相？白衣相还是僧人相？显何身份？扬何名号？说哪些法？渡哪些人？何时公开身份？这一切都由众生得渡因缘，众生善根福德所决定的，与佛菩萨身份是否暴露并无本质关联。因缘该如何就如何。身份暴露，即刻入灭，是一种应世因缘；身份暴露，依然渡生，也是一种应世因缘，哪里是“非此即彼”“不入灭就是骗子”“一佛世界无二佛并出”那么简单片面的认知啊！再者，“初地尚不知二地事”，凡夫又岂能看懂佛菩萨的事呢？
可见，“暴露身份，即刻入灭”的所谓“佛门规矩”是不符合佛菩萨渡生因缘的伪规矩假佛戒，是邪说歪论而非佛意。因为，除了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没有任何圣者或祖师有资格对佛菩萨住世和入灭定“规矩”的。谁说自己有资格，定是邪魔无疑。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之都#【优质葡萄遇上优秀酿酒师，匠心独运酒有了灵魂】
今年10月，第四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下简称“中国特优区”）名单公布，“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榜上有名，成为全市唯一上榜的特色农产品。
如今，贺兰山东麓产区优质葡萄酒，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赋予银川更多机遇。而让这块招牌叫响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因，是贺兰山得天独厚的风土，和一群匠人的坚守。
贺兰山东麓天赋风土极具潜力
2011年，宁夏贺兰山东麓的加贝兰，像一匹黑马横空出世，斩获国际大奖，刷新了一众世界顶级酒评家的认知，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像是一张名片在世界被擦亮。也是那一年，即将从法国勃艮第大学葡萄酒学院毕业的贵州小伙邓钟翔，心中的光被点燃了，他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去银川看看。
2012年，宁夏出台了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长廊发展总体规划，国内首个葡萄酒产区立法《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也呼之欲出。无数资本和人才向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涌来，山脚下的风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开荒的身影，邓钟翔没有失约，他也是其中之一。“贺兰山太酷了，不是每座城市都能有幸拥有这么一座山，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天赋风土，每一位从业者的动力就源于对贺兰山东麓风土的自信。”邓钟翔说。
“天赋风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观点就得到了论证。1994年8月，全国第四次葡萄科学讨论会召开，国内外葡萄专家云集银川，对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发展寄予厚望，也为宁夏大规模发展葡萄产业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会议总结：它无法被替代的优势是成熟期天晴少雨，气候干燥，但有黄河灌溉之利，昼夜温差大，病害极轻，果实含糖量高，酸度适中等，毫无疑义是我国最佳的葡萄产区之一，因而也是我国生产高档葡萄酒最有竞争力的潜在地区。
七分种植三分酿造还要一点运气
酿酒行业中流传着一句话“七分种植三分酿造”，葡萄在地里的时候，酿酒师就已经知道它适合酿什么酒。贺兰山东麓米擒酒庄，庄园里的每一串葡萄都有自己的“成长日志”，从施肥灌水、开花结果到采摘都一一记录在案。
“葡萄酒是有生命的，有一丁点的差池，葡萄酒的味道就会产生微妙变化，所以在它的整个生长周期都要细致入微。”酒庄技术负责人张楠说。
2008年从宁夏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张楠，在葡萄酒种植领域一干就是12年。张楠告诉记者，为了酿出优质的葡萄酒，原料需要精心栽培。“我们的葡萄园根据地势、光照、土壤的微环境的不同，分割出8块试验基地，每块地上的品种和养护都不同，精细化的管理也决定了酒的品质。”张楠说。
“光照充足的区域先采摘，地势低的区域先浇灌，8块地收割的葡萄分别酿造，同时在酿造过程中工艺也有细微差别。”张楠说。
好的葡萄酒考验技术，有时候也要凭运气。“葡萄和农作物不同，并非产量高就是好事，2018年银川遇到了连阴雨天气，葡萄在转色期果粒迅速增大，那一年的亩产达到了470公斤，比平时多100公斤，但酿出来的葡萄酒颜色、糖酸度都不理想，但产量太低也会影响经济效益，所以天时地利的因素，往往技术人员也要有一定的预判。”张楠笑着说。
2019年，第26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在瑞士举办，宁夏占据三枚大金奖，宁夏米擒酒庄也是那年大金奖的获得者之一。张楠告诉记者，得知获奖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十多年的深耕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却天时地利还有一颗颗匠心
进入10月，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很热闹，经过采摘、筛选、榨汁，葡萄已进入入罐环节，宁夏农垦集团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首席酿酒师俞惠明也开启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于一名酿酒师来说，葡萄酒的品质取决于天时地利，也来自酿酒师的一颗匠心。
俞惠明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宁夏最早一批酿酒师，1980年高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17岁的他被分配到宁夏玉泉营农场基建队当了一个小工。1983年，宁夏农垦局根据农场酿酒葡萄种植情况，决定筹建宁夏玉泉葡萄酒厂，俞惠明是最早的一批技术人员。
“那时候全国的葡萄酒都没有国际标准，市场鱼龙混杂。当时的条件也比较艰苦，发酵没有降温条件、葡萄品种混杂、室内温度变化较大、房间内没有自来水……此外，当时葡萄酒产业还不发达，酿酒所用的辅料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全凭酿酒师的一颗匠心在坚持。”俞惠明说。
2000年，俞惠明主持酿造的西夏王干红葡萄酒在法国世界名酒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宁夏葡萄酒第一次在国际上荣获大奖。近日，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中，西夏王葡萄酒获得三金一银的佳绩。荣誉的背后，是俞惠明37年的坚守。
深耕37年，俞惠明的学生和徒弟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贺兰山东麓各个酒庄的中坚力量，而这些后起之秀依旧延续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贺兰山东麓之所以揽获这么多大奖，除了区位优势之外，产区每个酒庄都保留着自身的特点，年轻的酿酒师们都有着一股执念，他们没有对西方葡萄酒的酿造流程死记硬背，而是因地制宜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和创新精神。”俞惠明说。
这一点在邓钟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邓钟翔刚到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参与了一个新的酒庄项目，当时在没有除梗机、筛选台，没有温控设备，只有两个敞口罐的艰苦条件下，邓钟翔几乎是在用空手酿酒。越艰难的条件越容易激发人的想象，邓钟翔受到当年米歇尔·罗兰在黑教皇堡酿酒故事的启发，建议采用人工除梗粒选来提升酒质。庄主连夜找来60多个工人，24小时连轴转纯手工为葡萄除梗，以此保留葡萄最佳的新鲜度和果香。后来这个年份的酒，在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会上斩获了金奖。
“每个酿酒师都有自己对葡萄独到的理解和工艺的掌控。”邓钟翔说，优质的酿酒葡萄遇上优秀的酿酒师，酿就了品质上乘、精彩各异的酒庄酒，再把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酒里，酒就有了灵魂。
今年10月，第四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下简称“中国特优区”）名单公布，“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榜上有名，成为全市唯一上榜的特色农产品。
如今，贺兰山东麓产区优质葡萄酒，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赋予银川更多机遇。而让这块招牌叫响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因，是贺兰山得天独厚的风土，和一群匠人的坚守。
贺兰山东麓天赋风土极具潜力
2011年，宁夏贺兰山东麓的加贝兰，像一匹黑马横空出世，斩获国际大奖，刷新了一众世界顶级酒评家的认知，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像是一张名片在世界被擦亮。也是那一年，即将从法国勃艮第大学葡萄酒学院毕业的贵州小伙邓钟翔，心中的光被点燃了，他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去银川看看。
2012年，宁夏出台了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长廊发展总体规划，国内首个葡萄酒产区立法《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也呼之欲出。无数资本和人才向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涌来，山脚下的风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开荒的身影，邓钟翔没有失约，他也是其中之一。“贺兰山太酷了，不是每座城市都能有幸拥有这么一座山，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天赋风土，每一位从业者的动力就源于对贺兰山东麓风土的自信。”邓钟翔说。
“天赋风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观点就得到了论证。1994年8月，全国第四次葡萄科学讨论会召开，国内外葡萄专家云集银川，对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发展寄予厚望，也为宁夏大规模发展葡萄产业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会议总结：它无法被替代的优势是成熟期天晴少雨，气候干燥，但有黄河灌溉之利，昼夜温差大，病害极轻，果实含糖量高，酸度适中等，毫无疑义是我国最佳的葡萄产区之一，因而也是我国生产高档葡萄酒最有竞争力的潜在地区。
七分种植三分酿造还要一点运气
酿酒行业中流传着一句话“七分种植三分酿造”，葡萄在地里的时候，酿酒师就已经知道它适合酿什么酒。贺兰山东麓米擒酒庄，庄园里的每一串葡萄都有自己的“成长日志”，从施肥灌水、开花结果到采摘都一一记录在案。
“葡萄酒是有生命的，有一丁点的差池，葡萄酒的味道就会产生微妙变化，所以在它的整个生长周期都要细致入微。”酒庄技术负责人张楠说。
2008年从宁夏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张楠，在葡萄酒种植领域一干就是12年。张楠告诉记者，为了酿出优质的葡萄酒，原料需要精心栽培。“我们的葡萄园根据地势、光照、土壤的微环境的不同，分割出8块试验基地，每块地上的品种和养护都不同，精细化的管理也决定了酒的品质。”张楠说。
“光照充足的区域先采摘，地势低的区域先浇灌，8块地收割的葡萄分别酿造，同时在酿造过程中工艺也有细微差别。”张楠说。
好的葡萄酒考验技术，有时候也要凭运气。“葡萄和农作物不同，并非产量高就是好事，2018年银川遇到了连阴雨天气，葡萄在转色期果粒迅速增大，那一年的亩产达到了470公斤，比平时多100公斤，但酿出来的葡萄酒颜色、糖酸度都不理想，但产量太低也会影响经济效益，所以天时地利的因素，往往技术人员也要有一定的预判。”张楠笑着说。
2019年，第26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在瑞士举办，宁夏占据三枚大金奖，宁夏米擒酒庄也是那年大金奖的获得者之一。张楠告诉记者，得知获奖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十多年的深耕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却天时地利还有一颗颗匠心
进入10月，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很热闹，经过采摘、筛选、榨汁，葡萄已进入入罐环节，宁夏农垦集团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首席酿酒师俞惠明也开启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于一名酿酒师来说，葡萄酒的品质取决于天时地利，也来自酿酒师的一颗匠心。
俞惠明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宁夏最早一批酿酒师，1980年高中毕业后，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17岁的他被分配到宁夏玉泉营农场基建队当了一个小工。1983年，宁夏农垦局根据农场酿酒葡萄种植情况，决定筹建宁夏玉泉葡萄酒厂，俞惠明是最早的一批技术人员。
“那时候全国的葡萄酒都没有国际标准，市场鱼龙混杂。当时的条件也比较艰苦，发酵没有降温条件、葡萄品种混杂、室内温度变化较大、房间内没有自来水……此外，当时葡萄酒产业还不发达，酿酒所用的辅料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全凭酿酒师的一颗匠心在坚持。”俞惠明说。
2000年，俞惠明主持酿造的西夏王干红葡萄酒在法国世界名酒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宁夏葡萄酒第一次在国际上荣获大奖。近日，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中，西夏王葡萄酒获得三金一银的佳绩。荣誉的背后，是俞惠明37年的坚守。
深耕37年，俞惠明的学生和徒弟们，现在已经成为了贺兰山东麓各个酒庄的中坚力量，而这些后起之秀依旧延续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贺兰山东麓之所以揽获这么多大奖，除了区位优势之外，产区每个酒庄都保留着自身的特点，年轻的酿酒师们都有着一股执念，他们没有对西方葡萄酒的酿造流程死记硬背，而是因地制宜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和创新精神。”俞惠明说。
这一点在邓钟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邓钟翔刚到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参与了一个新的酒庄项目，当时在没有除梗机、筛选台，没有温控设备，只有两个敞口罐的艰苦条件下，邓钟翔几乎是在用空手酿酒。越艰难的条件越容易激发人的想象，邓钟翔受到当年米歇尔·罗兰在黑教皇堡酿酒故事的启发，建议采用人工除梗粒选来提升酒质。庄主连夜找来60多个工人，24小时连轴转纯手工为葡萄除梗，以此保留葡萄最佳的新鲜度和果香。后来这个年份的酒，在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会上斩获了金奖。
“每个酿酒师都有自己对葡萄独到的理解和工艺的掌控。”邓钟翔说，优质的酿酒葡萄遇上优秀的酿酒师，酿就了品质上乘、精彩各异的酒庄酒，再把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酒里，酒就有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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