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春莹：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华春莹说新冠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8月1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提问：近日，媒体曝光了越来越多美国在溯源问题上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比如对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呼声始终没有回应。近日，媒体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照片显示，自2020年3月至今年8月期间，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之时，德特里克堡基地却大兴土木，开垦了新的建筑用地并有建筑物移动的明显痕迹。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等人都表示，美国情报界鼓动溯源调查的终极目的就是转移对美抗疫不力的注意并归咎于中国，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任何涉及小红旗轿车的文章，都会提到在中、美、德三方围绕着奥迪100 C3以及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所产生的故事。简单来说，奥迪100 C3最终能顺利使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是因克莱斯勒这款发动机所具备的德系基因、哈恩博士的信心，以及狼堡和一汽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但事实就真的能用这三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吗？具有德国血统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大众汽车集团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狼堡就真的彻底解决了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奥迪100 C3的所有问题？
克莱斯勒2.2升4缸发动机（图1）是伴随着克莱斯勒在北美市场战略性的K平台新车的发布而面世的。前置前驱的K平台+2.2升4缸发动机，以及衍生的其他排量和进气形式的发动机作为新世代（1980年代）克莱斯勒品牌的代表，通过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本土汽车工业的面貌。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意义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大家只要知道一汽自1984年开始和克莱斯勒谈判引进的2.2升4缸发动机，属于技术同步且拥有核心地位的动力源泉，这就足够了。
自1984年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到1987年谈判正式完成，中方对于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可谓相当重视，不仅计划将其匹配在轻型商用车辆上，更希望以其为基础成为一汽轿车项目——三万辆先导工程的主力动力源泉。在此之后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克莱斯勒方面考虑到一汽方面对于道奇600轿车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图2~图3，其为2.2升发动机原生匹配车型之一，且定位较为高档），所以在谈判期间采取了极为傲慢的态度，和1760万美元的要价。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李文波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了一汽在后续谈判中所遭遇的相关事宜，再加上双方曾就奥迪100 C3轿车在一汽生产有过较为基础性的交流，李文波认为现在一汽和克莱斯勒就道奇600的整车引进谈判陷入僵持的状态，能够为奥迪提供一个落户中国的完美机会。
但此时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因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的生产和国产化进程而焦头烂额，对于李文波提出的，趁“乱”将奥迪100 C3落户在长春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李文波在了解了一汽正在谈判中的道奇600的性能之后，和桑塔纳进行了对比，发现这款美国车在部分核心性能方面展现出了超越桑塔纳的表现，这更让其对大众汽车集团消极的态度感到不满。
一切的转机来自于一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在1987年夏天对中国的一次访问。李文波在接待过程中，借机向这位并不了解中国的高管解释了这个即将逝去的机会，这位高管随即以传真的形式通知了在意大利休假的哈恩博士，也就是时任大众汽车集团的CEO。哈恩博士很快做出了回复，指示继续和一汽方面保持联系，同时派出一个以技术和外联为主的团队前往长春考察一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里的海外技术部负责人名叫Roland Gumpert。对，就是那个之后在中国市场创造了加长轴距神话的奥迪A6L，然后又打造了Gumpert Apollo超跑的Roland Gumpert（图4）。
这次针对一汽的考察很成功，整个德国团队对于一汽的实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和当时的上海相比。但在考察期间，一汽方面却表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道奇600轿车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角度，都很难被改变。但此时李文波的发动机学术背景起到了作用，他知道克莱斯勒曾在数年前和大众汽车集团达成过发动机采购协议，为自己的小型掀背式轿车配备了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中某款机型。而在此之前，克莱斯勒针对北美市场从未有过中低级别排量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的需求，所以一汽引进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和之前其采购自大众的那款发动机之间一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证明李文波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长春实地考察了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之后，Roland Gumpert当即认定它就是由大众汽车所生产的发动机衍生而来的，并要求一汽运两台去德国以便他做进一步的研究。甚至等不及一汽将发动机运抵德国，Roland Gumpert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直接从美国进口了两台同型发动机，在英格施塔特的实验室开始研究其与奥迪100 C3匹配的可能性。虽然匹配最终成功，但奥迪100 C3颇为流线的车头造型还是受到了2.2升克莱斯勒发动机三围尺寸的影响，机盖被明显抬高了不少（图5，虽然不是德国对的那辆试验车，但车头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参考）。
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克莱斯勒来说，应该算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对于这个美国第三大汽车集团来说，其当家发动机花旦，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奇600轿车毋庸置疑是其在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中国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单说回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身世，它也的确和大众汽车集团有一些联系，而且其中还涉及到了一款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上广这几个一线城市街头颇为常见，但进入90年代就“瞬间”绝迹的进口两厢掀背式轿车——Talbot Horizon（图6）。
克莱斯勒品牌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之前在北美市场所售卖的车型基本装备的都是中大排量、四气缸以上的发动机（图7，1971年的New Yorker，这是当时克莱斯勒品牌的日常画风...）。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CAFE法案的落地，以及面对福特和通用汽车集团的小型汽车时，克莱斯勒欧洲公司研发的一款对标第一代大众高尔夫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则成为了应对北美市场新变化的完美选择。
作为一款以欧洲需求为标准打造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在设计、技术等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欧洲色彩，而将其改造为符合北美市场法规要求，且满足北美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车型，则花费了欧洲和北美两地工程人员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以动力总成为例，欧洲市场悬挂不同品牌标识的Horizon（克莱斯勒欧洲公司此时拥有多个欧洲老牌汽车品牌）使用的都是1.1~1.5升的四缸汽油发动机，但在排量为王的北美市场，哪怕输出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悬挂道奇和普利茅斯标识的Omni/Horizon的起步排量都在1.7升（图8~图9后入门级配置改为1.6升标致发动机）。
这里所提到的北美版Horizon所使用的1.7升四缸汽油发动机，正是前文涉及的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的成员。不过，克莱斯勒和大众汽车集团关于发动机的采购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能够满足新车型的需求，大众汽车美国公司以Rabbit（美版高尔夫）所使用的1.5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与克莱斯勒的研发部门合作，使用了克莱斯勒方面提供的全新设计的铝制缸盖，并将其排量提升至了1.7升。除此之外，这台发动机的进气、排气、悬置以及燃料系统均按照克莱斯勒方面的要求进行了大幅改造。自1978年道奇Omni、普利茅斯Horizon发布至1983年中期改款，两款车一共在北美市场使用了超过了100万台这款大众汽车集团所提供的发动机。仔细想想也有些讽刺，一款在欧洲市场就是瞄着高尔夫去的紧凑级掀背式两厢轿车，居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使用着改进自大众高尔夫的发动机，而且还收获了商业上的大幅成功……
依靠外来的动力源泉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收获商业上的成功，但克莱斯勒更亟待解决的还是要研发自有的，更适合新时代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中小排量四缸发动机。而且为了不重蹈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覆辙，克莱斯勒集团提出克莱斯勒品牌旗下的所有车型都将会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使用前置前驱平台+四缸动力的组合，而这也就是之后挽救这个集团于危局的一剂“良方”。碍于自身对四缸发动机的研发经验并不丰富，克莱斯勒方面自然选择了已经相当熟悉的那台大众1.7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保留了这台发动机的一部分原始设计，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了大幅改进。而且为了能够适配克莱斯勒集团旗下其他品牌不同属性的车型，工程师还将其发展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动机家族（2.2升、2.5升，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等不同的搭配，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图10为涡轮增压高性能版本发动机）。
所以，关于奥迪100 C3匹配美国发动机的故事，我觉得现在我所读到的描述都有所欠缺，因为这款发动机不能简单说是克莱斯勒购买自大众汽车集团。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也就不需要Roland Gumpert这位老哥在长春，以及英格施塔特花费时间去研究了。除此之外，当初哈恩博士信心满满地表示大众汽车集团能够完美解决发动机和车型之间匹配的问题，其实后来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波折。德方邀请一汽人员前往英格施塔特对首次进行发动机改装的奥迪100 C3进行试车是在1987年年末（改装过程仅数月），而根据一汽方面展示的官方资料显示，最终完成CA488发动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国产版本）匹配奥迪100 C3的时间则是在1991年年中（图11）。三年左右的时间，从最初粗糙地将发动机塞进机舱，导致机盖有明显的起伏，到德方多次修改匹配方案均未满足长春方面的生产条件，这期间的工作进展相当不顺利。甚至一汽还因为德方无法提供有效方案，转而邀请了克莱斯勒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发动机的匹配问题。看到这里，我真的挺难想象当时一汽方面是怎么向克莱斯勒那边开口的。
至于文中提及的Horizon，其实对于70后和80前车迷来说也并非是陌生的。在日本车、苏联车基本占据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上广这些城市的马路时，这款基本以白色涂装示人，悬挂Talbot标识的Horizon轿车就显得格外特殊（图12，那个红圈里的白色车就是Horizon）。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车灯的生产工艺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北京使用的Horizon尾灯的红色区域总会有明显的掉色现象，尤其是那些以出租车身份游荡的Horizon。也许是因为这款车引进之后的确没有什么靠谱的维保资源，所以我小时候见到的Horizon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在网络上几乎就没有找到过关于它在中国的相关资料，如果哪位有，还望能够多多分享。因为我太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会进口一批在品牌和车型方面都没有任何认知度的汽车。
克莱斯勒2.2升4缸发动机（图1）是伴随着克莱斯勒在北美市场战略性的K平台新车的发布而面世的。前置前驱的K平台+2.2升4缸发动机，以及衍生的其他排量和进气形式的发动机作为新世代（1980年代）克莱斯勒品牌的代表，通过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本土汽车工业的面貌。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意义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大家只要知道一汽自1984年开始和克莱斯勒谈判引进的2.2升4缸发动机，属于技术同步且拥有核心地位的动力源泉，这就足够了。
自1984年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到1987年谈判正式完成，中方对于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可谓相当重视，不仅计划将其匹配在轻型商用车辆上，更希望以其为基础成为一汽轿车项目——三万辆先导工程的主力动力源泉。在此之后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克莱斯勒方面考虑到一汽方面对于道奇600轿车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图2~图3，其为2.2升发动机原生匹配车型之一，且定位较为高档），所以在谈判期间采取了极为傲慢的态度，和1760万美元的要价。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李文波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了一汽在后续谈判中所遭遇的相关事宜，再加上双方曾就奥迪100 C3轿车在一汽生产有过较为基础性的交流，李文波认为现在一汽和克莱斯勒就道奇600的整车引进谈判陷入僵持的状态，能够为奥迪提供一个落户中国的完美机会。
但此时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因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的生产和国产化进程而焦头烂额，对于李文波提出的，趁“乱”将奥迪100 C3落户在长春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李文波在了解了一汽正在谈判中的道奇600的性能之后，和桑塔纳进行了对比，发现这款美国车在部分核心性能方面展现出了超越桑塔纳的表现，这更让其对大众汽车集团消极的态度感到不满。
一切的转机来自于一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在1987年夏天对中国的一次访问。李文波在接待过程中，借机向这位并不了解中国的高管解释了这个即将逝去的机会，这位高管随即以传真的形式通知了在意大利休假的哈恩博士，也就是时任大众汽车集团的CEO。哈恩博士很快做出了回复，指示继续和一汽方面保持联系，同时派出一个以技术和外联为主的团队前往长春考察一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里的海外技术部负责人名叫Roland Gumpert。对，就是那个之后在中国市场创造了加长轴距神话的奥迪A6L，然后又打造了Gumpert Apollo超跑的Roland Gumpert（图4）。
这次针对一汽的考察很成功，整个德国团队对于一汽的实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和当时的上海相比。但在考察期间，一汽方面却表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道奇600轿车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角度，都很难被改变。但此时李文波的发动机学术背景起到了作用，他知道克莱斯勒曾在数年前和大众汽车集团达成过发动机采购协议，为自己的小型掀背式轿车配备了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中某款机型。而在此之前，克莱斯勒针对北美市场从未有过中低级别排量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的需求，所以一汽引进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和之前其采购自大众的那款发动机之间一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证明李文波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长春实地考察了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之后，Roland Gumpert当即认定它就是由大众汽车所生产的发动机衍生而来的，并要求一汽运两台去德国以便他做进一步的研究。甚至等不及一汽将发动机运抵德国，Roland Gumpert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直接从美国进口了两台同型发动机，在英格施塔特的实验室开始研究其与奥迪100 C3匹配的可能性。虽然匹配最终成功，但奥迪100 C3颇为流线的车头造型还是受到了2.2升克莱斯勒发动机三围尺寸的影响，机盖被明显抬高了不少（图5，虽然不是德国对的那辆试验车，但车头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参考）。
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克莱斯勒来说，应该算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对于这个美国第三大汽车集团来说，其当家发动机花旦，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奇600轿车毋庸置疑是其在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中国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单说回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身世，它也的确和大众汽车集团有一些联系，而且其中还涉及到了一款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上广这几个一线城市街头颇为常见，但进入90年代就“瞬间”绝迹的进口两厢掀背式轿车——Talbot Horizon（图6）。
克莱斯勒品牌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之前在北美市场所售卖的车型基本装备的都是中大排量、四气缸以上的发动机（图7，1971年的New Yorker，这是当时克莱斯勒品牌的日常画风...）。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CAFE法案的落地，以及面对福特和通用汽车集团的小型汽车时，克莱斯勒欧洲公司研发的一款对标第一代大众高尔夫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则成为了应对北美市场新变化的完美选择。
作为一款以欧洲需求为标准打造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在设计、技术等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欧洲色彩，而将其改造为符合北美市场法规要求，且满足北美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车型，则花费了欧洲和北美两地工程人员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以动力总成为例，欧洲市场悬挂不同品牌标识的Horizon（克莱斯勒欧洲公司此时拥有多个欧洲老牌汽车品牌）使用的都是1.1~1.5升的四缸汽油发动机，但在排量为王的北美市场，哪怕输出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悬挂道奇和普利茅斯标识的Omni/Horizon的起步排量都在1.7升（图8~图9后入门级配置改为1.6升标致发动机）。
这里所提到的北美版Horizon所使用的1.7升四缸汽油发动机，正是前文涉及的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的成员。不过，克莱斯勒和大众汽车集团关于发动机的采购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能够满足新车型的需求，大众汽车美国公司以Rabbit（美版高尔夫）所使用的1.5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与克莱斯勒的研发部门合作，使用了克莱斯勒方面提供的全新设计的铝制缸盖，并将其排量提升至了1.7升。除此之外，这台发动机的进气、排气、悬置以及燃料系统均按照克莱斯勒方面的要求进行了大幅改造。自1978年道奇Omni、普利茅斯Horizon发布至1983年中期改款，两款车一共在北美市场使用了超过了100万台这款大众汽车集团所提供的发动机。仔细想想也有些讽刺，一款在欧洲市场就是瞄着高尔夫去的紧凑级掀背式两厢轿车，居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使用着改进自大众高尔夫的发动机，而且还收获了商业上的大幅成功……
依靠外来的动力源泉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收获商业上的成功，但克莱斯勒更亟待解决的还是要研发自有的，更适合新时代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中小排量四缸发动机。而且为了不重蹈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覆辙，克莱斯勒集团提出克莱斯勒品牌旗下的所有车型都将会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使用前置前驱平台+四缸动力的组合，而这也就是之后挽救这个集团于危局的一剂“良方”。碍于自身对四缸发动机的研发经验并不丰富，克莱斯勒方面自然选择了已经相当熟悉的那台大众1.7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保留了这台发动机的一部分原始设计，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了大幅改进。而且为了能够适配克莱斯勒集团旗下其他品牌不同属性的车型，工程师还将其发展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动机家族（2.2升、2.5升，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等不同的搭配，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图10为涡轮增压高性能版本发动机）。
所以，关于奥迪100 C3匹配美国发动机的故事，我觉得现在我所读到的描述都有所欠缺，因为这款发动机不能简单说是克莱斯勒购买自大众汽车集团。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也就不需要Roland Gumpert这位老哥在长春，以及英格施塔特花费时间去研究了。除此之外，当初哈恩博士信心满满地表示大众汽车集团能够完美解决发动机和车型之间匹配的问题，其实后来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波折。德方邀请一汽人员前往英格施塔特对首次进行发动机改装的奥迪100 C3进行试车是在1987年年末（改装过程仅数月），而根据一汽方面展示的官方资料显示，最终完成CA488发动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国产版本）匹配奥迪100 C3的时间则是在1991年年中（图11）。三年左右的时间，从最初粗糙地将发动机塞进机舱，导致机盖有明显的起伏，到德方多次修改匹配方案均未满足长春方面的生产条件，这期间的工作进展相当不顺利。甚至一汽还因为德方无法提供有效方案，转而邀请了克莱斯勒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发动机的匹配问题。看到这里，我真的挺难想象当时一汽方面是怎么向克莱斯勒那边开口的。
至于文中提及的Horizon，其实对于70后和80前车迷来说也并非是陌生的。在日本车、苏联车基本占据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上广这些城市的马路时，这款基本以白色涂装示人，悬挂Talbot标识的Horizon轿车就显得格外特殊（图12，那个红圈里的白色车就是Horizon）。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车灯的生产工艺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北京使用的Horizon尾灯的红色区域总会有明显的掉色现象，尤其是那些以出租车身份游荡的Horizon。也许是因为这款车引进之后的确没有什么靠谱的维保资源，所以我小时候见到的Horizon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在网络上几乎就没有找到过关于它在中国的相关资料，如果哪位有，还望能够多多分享。因为我太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会进口一批在品牌和车型方面都没有任何认知度的汽车。
奢华体验新去处，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全面升级
上海2021年6月30日 -- 温德姆酒店集团（纽约证券交易所：WH）近日宣布，集团温德姆®酒店品牌旗下所属“苏州知音温德姆酒店”正式升级至温德姆至尊®酒店品牌，同时更名为“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开业三年有余的苏州知音温德姆酒店以其优质的服务、高品质的设备设施、精益求精的细节以及温德姆酒店集团一直以来的品牌理念，在苏州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都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是温德姆酒店集团深耕中国多年来的典范之作。
P1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 外观
吴越风情，始于汾湖
备受关注的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地处汾湖，古称分湖，传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分界湖，坐拥秀美的湖光水色，尽显清幽的江南风情，千古流传的文化余韵在这块土地上绵绵不绝。酒店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交汇的三角腹地；临近旅游胜地周庄、同里、黎里、西塘等古镇，地理位置优越。
立足于这片水乡泽国，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的设计融合江南水乡特色与高端星级现代风格于一体，在视觉上为宾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酒店承袭温德姆至尊品牌细致入微的周到服务、优雅怡人的环境氛围及高品质的设施，带给每位宾客美妙而尊贵的入住体验，为苏州汾湖打造全新的奢华酒店生活集合。
P2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 大堂
“2014年，知音华美达酒店成功开业拉开了温德姆酒店集团与知音集团的合作序幕。酒店业绩表现优异，品牌美誉度很高，会员房晚贡献率近半，成为当地宾客商务出行的优选。2018年，知音集团又于苏州汾湖盛大开业了温德姆品牌酒店，三年的运营期内营收保持稳定的增长，即使在疫情严峻的2020年，酒店也创造了令人欣喜的收益。”知音集团董事长葛石钧先生表示，“作为苏州地区广受好评的五星级酒店之一，我们的优良口碑印证了宾客的对温德姆品牌酒店的广泛认可。这也使我们有信心能够在温德姆酒店集团的支持下做得更好，全面升级我们的软件和硬件，给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品质之选，纵享乐活
酒店共配备278间优质典雅的客房及套房，客房装潢以水墨写意风结合现代设计，充满了江南韵味和东方气息。房间内配套设施先进，卫星电视、网上冲浪、手机蓝牙音响等电子设备一应俱全；干湿分离的设计以及现代化科技的加持，让宾客在轻松沐浴的同时实现一键雾化玻璃、实时广播收听等智慧体验；房内配备来自美国知名品牌金可儿的2米*2米超大舒适床垫，并提供迷你吧畅饮等服务。位于酒店22-25层的行政楼层，可以轻易满足眼光独到、品味独特旅行者们的更高需求，入住宾客还可随时进入行政酒廊尊享行政礼遇；凭窗远眺满目苍翠、波光粼粼的湖景，将美丽的汾湖开发区尽收眼底。
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关注不同宾客的需求，为家庭出游的宾客打造独具创意的儿童娱乐天地，兼顾安全与娱乐的双重需求，游乐设施齐备，小朋友们可以展开想象力的翅膀，尽情探索。父母和孩子可在这里纵享欢乐的亲子时光，留下美好的难忘回忆。
P3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 湖景大床房
知音餐饮，27年深耕苏州，汇聚江南风味和中国地域美食，结合当地餐饮的地道口味和国际五星级酒店的优雅环境，成就吴江颇具影响力的中餐品牌。酒店所有餐厅均由业界经验丰富的总厨领衔，保证出品美食的优良品质。位于酒店五楼的锦绣江南中餐厅就是其中的代表，拥有23个以花命名的中餐包厢，寓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独具江南特色，成为举办专属社交活动的理想之选。主理大厨李和山先生曾获“中国烹饪大师”的殊荣，致力于为五湖四海的宾客呈现高品质的中式美味，传承及发扬海派美食文化。全日制四季自助餐厅汇聚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美食，为宾客提供精美的海鲜自助饕餮盛宴。酒店招牌美食的苏氏焖肉面油香四溢，令人着迷。摩登时尚的W 咖啡厅提供精选咖啡服务及哈根达斯冰淇淋，香醇体验随时拥有，是商务洽谈的理想场所。
酒店拥有超过3800平方米的会议场地，适合举办各类商务会议和大型宴会。1888平方米的富贵满堂厅和1100平方米的国色天香厅层高9米，空间感十足，三个大型宴会厅设施完善、豪华气派，5个大小不同的多功能厅配备现代化的视听设备，可以满足不同的会议需求。
全新升级，至尊尽享
迄今为止，温德姆酒店集团在亚太区的酒店规模已经超过1500家，并计划在未来引进更多的品牌扩张其在亚太酒店市场的版图。温德姆至尊酒店作为温德姆品牌大家庭中一颗耀眼明星，一直秉承集团“Count on Me信赖我”的服务承诺，酒店热情友好的员工随时候命，旨在为每一位宾客提供美妙独特的入住体验。
全新升级的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对其设施及服务都进行了全方位提升。温德姆至尊酒店品牌的标准将在日后为宾客们带来更为奢华细致的入住、娱乐及餐饮体验。从优质的服务到个性化设施，让宾客畅享星级服务。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将结合温德姆至尊品牌的特有品质与苏州江南水乡的吴地文化，在汾湖之畔为世界各地的宾客带来独属于温德姆至尊品牌的酒店奢华之旅， 并开启全然不同的苏州旅游新篇章。
“苏州汾湖不仅历史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还拥有现代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迅速，集旅游、商务等要素为一体。作为苏州汾湖地区高端商务度假型酒店之一，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知音集团的高瞻远瞩。作为全球大型酒店品牌特许经营商以及一家值得信赖的酒店管理服务提供商，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提供各类必要的支持与帮助。”温德姆酒店集团亚太区总裁黄俊安先生表示，“我相信，升级后的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将以更高品质的设施与细心周到的服务，为宾客们带来非凡的入住体验。此次全新升级的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标志着温德姆酒店集团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深耕，我们十分期待在今后的日子里可以与知音集团共同探索更多的无限可能。”
作为温德姆酒店集团的一员，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也加入了屡获殊荣的集团客户忠诚度计划“温德姆奖赏计划”。该计划覆盖了集团全球范围内的数千家酒店、俱乐部度假村及度假租赁酒店服务，为常旅客度身定制，加入该计划的会员每完成一次符合条件的住宿后，都可以至少获得1,000积分，可用来兑换一系列缤纷奖赏，包括免费住宿、礼品卡、周边商品等。除此之外，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还为宾客提供了开业特别优惠，2021年7月1日入住的前100位客人可以免费获赠精美礼物毛毯一份。
如需预订苏州知音温德姆至尊酒店，请访问酒店官网。
图源：温德姆酒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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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温德姆酒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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