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东河区南海湖畔的“全国文明村”——河东镇王大汉村】#网约魅力新东河# 碧波荡漾的南海湖畔，祖祖辈辈守望创业留下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孕育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村庄——王大汉村。河东镇王大汉村地理位置优越，南邻保利体育休闲广场，北靠包头机场，东至南海公园，西至郑二窑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王大汉党总支将紧紧围绕“优化产业结构、破解增收难题、群众共享和谐”主题，以强村富民为工作着力点，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开创新农村建设新局面，努力把王大汉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王大汉村人均收入近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30万元。2017年王大汉村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文明村”。
“王大汉”村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历史上王大汉村是远近闻名的黄河古渡口，称大村湾渡口，与“二里半”水旱码头并存，素有塞外通衢的盛名，曾商贾云集，繁荣一时。后套放粮的牛皮筏子、山西运来的瓮缸等陶器、后草地的皮毛，远至青海、宁夏、甘肃的土特产，多经此交易转运，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间著名的有天津人创立的“广恒宫”专收储皮毛，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商家。
王大汉人依黄河而居，靠水为生，土地多为盐碱滩头薄田，不适合耕种，但沿岸盛产芦苇、水贝草，为牲畜提供良好饲草料。随后建了圈养牲畜的“ 圐圙 ”，牛马贩子（桥伢子）从这赶上牲畜在城里牛桥街一代贩卖，并雇人在此放牧，所以村民多从事与此有关的营生。打草、卖草、放牧牲畜，或扳船收取过河费，渡口干些装卸零活等度日，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草市”。
日伪时期，政府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盘剥百姓，民不聊生，加之匪患不断村民纷纷往外逃离。直至解放前夕，村子已不足40户人家，200余口人。新中国成立后，王大汉人过上了稳定生活。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由于传统农业旱田种植往往是广种薄收，村民贫穷落后的现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王大汉村迎来了第一批13名从城里来的小伙、姑娘——“老三届”知青，在刚刚踏上王大汉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难以名状的磨难与创伤。喝井水、住土房、烧牛粪、吃粗粮，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纯朴善良的王大汉人用红柳般的精神接纳了这些知识青年，并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1972年-1975年，先后又有两批知识青年来到了王大汉村。几年间，知识青年在王大汉这片热土上开渠、种菜、担粪、插秧、拔麦、扬场，他们把王大汉视为第二故乡，在这里帮助村民劳作，推广科学知识，把青春和汗水献给了王大汉这片土地。善良的王大汉人会永远铭记这段特殊的历史，也会永远记住这些曾经在王大汉付出过的知识青年。
2009年，王大汉村抓住城边村的有利地势，以集体、村民入股的形式，筹集资金6000多万，建成占地150亩，大小库房200多间的王大汉仓储市场。2010年开始运营每年可为村集体创利25万元。
同年投资1500万元对旧村进行了彻底改造。硬化了村里的包括3条主干道在内的21条村间道路，硬化面积6万平米，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2010年、2011年投资2.5亿，建成南海明珠阁楼式住宅小区， 5000平方米工程底店，另外还配有1700平方米的规范化幼儿园，1000平方米的社区卫生院以及大型连锁超市.
2013年投资1300万元占地3.5万平米的文化休闲广场竣工，各类配套设施的完善，极大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王大汉村的生活水平。2014年，王大汉村人均收入已达1.55万元，村集体收入达30万元。

我刚认识我老公的时候，他就是重本华侨大学毕业在职公务员，他家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杨树镇的，后来我回家打听大杨树镇，才发现他爸爸和我桂花阿姨以前都在内蒙大杨树镇插队当知青，他爸爸家里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二叫于站河，老大叫于站江老三于战湖老四于战海，我老公还有个哥哥于德龙，他哥哥结婚了，他嫂子在内蒙那边当会计，好像也是公务员编制，他们局在内蒙古也有分局，他嫂子也一直想调进去当会计，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家里边也就是这个情况，父母都是农场职工，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是什么高干家庭，至少我觉得挺普通的，我老公长相也很平常算不上什么出奇的，要说特别的那就是我老公是公务员另外还是党员，记得我上大学那会班里面的同学大多数都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等了很久也没有消息，所以很多人都放弃了，一直到大二的时候，班导才问有没有想入党的可以交申请书，随后有人就问不是大一的时候就交过了吗，怎么一直都在等消息也没有通知，当时班里的气氛挺尴尬的，之后我的好朋友路路还是写了申请书交给了团委的陆老师，这次挺快的不久就收到老师的通知，可以准备一下，上党课上党校，上党课初级党课上初级党校，中级党课上中级党校，高级党课上高级党校，然后预备党员之后才正式入党，那个时候我在团委和老师参加活动，之后老师问我有没有交入党申请书去上党课，我说还没有，班里有同学去上党课的了，可能要分批，第几批第几批学员，然后团委老师说可能来不及了，因为毕业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党课都上完，成为预备党员，要不然以后的话入党就会很难，那我说就算了吧，反正我们跳舞的也不需要入党。

《五十多年前投亲靠友的始末》

人生多半无法预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1970年元月，在我工作近三年的农场修配厂发生了一件事。

我在1967年离场到长沙、北京分别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案子未作结论；那年我十九岁，已下乡三年有余。

顺便说一句，1964年考高中未予录取，学校向区招生委员会的建议是“不予录取”；1966年冬季征兵我在新兵出发前夜被刷掉，政审电报其理由为“其父政治历史极端复杂”.......

1970年1月在春节留场加班发电于节后回汉补休，再回到农场没几天，我已接到调令离开近三年的电工岗位去二分场最偏远最贫困的生产队接受第二次再教育，这是2月下旬的事了。

在水稻队的劳动与生活上的苦无所谓。是另三个知青壮汉天天不断为生活吵闹不可开交，加上口粮不够吃，每逢月底几天要吃野菜马料粑粑度日；我萌生离场的念头：给远在武汉的父母写信求援，虽然我已是21岁过了的人了。

距离武汉不到一百公里的武昌县有几位堂伯父清末从湖南老家迁鄂，务农已好几代。

三个月后，我以“投亲靠友”为由从距武汉二百多公里的国营农场转到武昌县法泗菱米人民公社了；临下户口时我改了现用名：早已想好，期以改运。

堂伯父家世代贫农，我这个出身不良的青年在生产队不再被任何歧视；我也努力出工，还用农场学到的农机技能为公社效力，获得好评，得以安身：我也下决心扎根当地建设新农村了。

当地生产队里同时有不少老三届武汉知青，我因寄居在伯父家，也自觉地自然地与他们保持距离。毕竟他们比我要小四五岁，我是1964年下乡者，不是老三届，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

转眼到了那年9月下旬，谁也没想到事情在起变化，除了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堂伯父的继子，时任公社信用社的会计，兼受命做知青的管理工作。

老三届知青要大规模抽调招工回城了，队里队外沸沸扬扬，我似无动于衷，每天照旧日常劳动。

堂哥的埋伏重点在跑县计委为我搞招工指标，同时做武汉厂家招工人员的工作。毕竟最大难点是我不是三届生不属招工对象。

后来听堂哥说是以我父母身边无人，我又十五岁下乡很“遭孽”（可怜）打动相关人员.......

是招工知青集中体检当天早上我才被堂哥告知此事；两天后解放牌卡车就拉我和满车老三届知青一起回了武汉。

1964年9月15日也是站在解放牌卡车上的，只是那次是离开武汉去农场；此次是离开公社回武汉：1970年9月29日。

正是：
投亲靠友一百天，
离城返城共六年。

至于进国营大厂前三个月试用期发生的事，包括街道革委会、居民委员会致函工厂革委会反映我不属老三届知青招工对象强烈要求厂方将我退回农场等等，其过程与结果前文之述备矣，在此就不赘述了.......

图为“投亲靠友”四十年后敬爱的堂哥与我在武汉合影。

2022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