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草世界[超话]#耳坠花 • NEW新品 • 网红植物
规格：4-6枝/扎 高80-100cm
Ps：也叫腊瓣花，刚收到会比较生，感觉像秃枝，由于花期超长待机，从瓶插养水到盛开需要1-2周时间，但盛开以后，一串串花骨朵非常惹人爱，就像玉坠一般，惊喜的是竟然每一个小花苞都开花！还有淡淡的香味！重点是不掉渣！不掉渣！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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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親土親
[唐 杜甫。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草堂的南北漲滿了春水，只見鷗羣日日結隊飛來。老夫不曾爲客掃過花徑，今天才爲您掃，這柴門不曾爲客開過，今天爲您打開。離市太遠盤中沒好菜餚，家底太薄只有陳酒招待。若肯邀請隔壁的老翁一同對飲，隔着籬笆喚來喝盡餘杯！」
這是一首洋溢着濃郁生活氣息的紀事詩，表現詩人誠樸的性格和喜客的心情。作者自注：“喜崔明府相過”，簡要說明了題意。
首聯先從戶外的景色着筆，點明客人來訪的時間、地點和來訪前夕作者的心境。“舍南舍北皆春水”，把綠水繚繞、春意盪漾的環境表現得十分秀麗可愛。這就是臨江近水的成都草堂。“皆”字暗示出春江水勢漲溢的情景，給人以江波浩渺、茫茫一片之感。羣鷗，在古人筆下常常作水邊隱士的伴侶，它們“日日”到來，點出環境清幽僻靜，爲作者的生活增添了隱逸的色彩。“但見”，含弦外之音：羣鷗固然可愛，而不見其他的來訪者，不是也過於單調麼！作者就這樣寓情於景，表現了他在閒逸的江村中的寂寞心情。這就爲貫串全詩的喜客心情，巧妙地作了鋪墊。
頷聯把筆觸轉向庭院，引出“客至”。作者採用與客談話的口吻，增強了賓主接談的生活實感。上句說，長滿花草的庭院小路，還沒有因爲迎客打掃過。下句說，一向緊閉的家門，今天才第一次爲你崔明府打開。寂寞之中，佳客臨門，一向閒適恬淡的主人不由得喜出望外。這兩句，前後映襯，情韻深厚。前句不僅說客不常來，還有主人不輕易延客意，今日“君”來，益見兩人交情之深厚，使後面的酣暢歡快有了着落。後句的“今始爲”又使前句之意顯得更爲超脫，補足了首聯兩句。
以上虛寫客至，下面轉入實寫待客。作者捨棄了其他情節，專拈出最能顯示賓主情份的生活場景，重筆濃墨，着意描畫。“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彷彿看到作者延客就餐、頻頻勸飲的情景，聽到作者抱歉酒菜欠豐盛的話語：遠離街市買東西真不方便，菜餚很簡單，買不起高貴的酒，只好用家釀的陳酒，請隨便進用吧！家常話語聽來十分親切，很容易從中感受到主人竭誠盡意的盛情和力不從心的歉仄，也可以體會到主客之間真誠相待的深厚情誼。字裏行間充滿了款曲相通的融洽氣氛。
“客至”之情到此似已寫足，如果再從正面描寫歡悅的場面，顯然露而無味，然而詩人卻巧妙地以“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作結，把席間的氣氛推向更熱烈的高潮。詩人高聲呼喊着，請鄰翁共飲作陪。這一細節描寫，細膩逼真。可以想見，兩位摯友真是越喝酒意越濃，越喝興致越高，興奮、歡快，氣氛相當熱烈。就寫法而言，結尾兩句真可謂峯迴路轉，別開境界。杜甫《賓至》、《有客》、《過客相尋》等詩中，都寫到待客吃飯，但表情達意各不相同。在《賓至》中，作者對來客敬而遠之，寫到吃飯，只用“百年粗糲腐儒餐”一筆帶過；在《有客》和《過客相尋》中說，“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掛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表現出待客親切、禮貌，但又不夠隆重、熱烈，都只用一兩句詩交代，而且沒有提到飲酒。反轉來再看《客至》中的待客描寫，卻不惜以半首詩的篇幅，具體展現了酒菜款待的場面，還出人料想地突出了邀鄰助興的細節，寫得那樣情彩細膩，語態傳神，表現了誠摯、真率的友情。這首詩，把門前景，家常話，身邊情，編織成富有情趣的生活場景，以它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顯出特點，吸引着後代的讀者。
PS.人情味是甚麼？下面這些話寫的貼切。
真誠的人情味是關懷，不是施捨；是博愛，不是偏私；是內心的尊重，不是表面的禮貌。有了人情，就有了溫暖，就有了割捨不了的愛。今天的我們，讓自己在繁華的世界，不斷的奔跑，伸手觸摸天地，收手問心無愧。精神和心理層次的共通，才能夠讓人情味更豐富。有些儀式感的東西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有些精神會永遠流傳 在這個人情味越來越淡薄的年代裡，堅持做個有溫度的人！在人類前進的歷史上，總有一些人在關鍵時刻出現，他們是時代的英雄,是推動歷史滾滾向前的中流砥柱。有了人情，就有了溫暖，就有了割捨不了的愛。情感真，才美；情感美，才善；情感善，才高尚。 世路風霜，吾人煉心之境；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欲知世味須嘗膽，不識人情只看花，人在人情在，人死兩分開 。只喜添錦上之花，誰肯送雪中之碳。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如秋雲。做人有三碗麵最難吃：人面、場面、情面 https://t.cn/R47dNJB
[唐 杜甫。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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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草堂的南北漲滿了春水，只見鷗羣日日結隊飛來。老夫不曾爲客掃過花徑，今天才爲您掃，這柴門不曾爲客開過，今天爲您打開。離市太遠盤中沒好菜餚，家底太薄只有陳酒招待。若肯邀請隔壁的老翁一同對飲，隔着籬笆喚來喝盡餘杯！」
這是一首洋溢着濃郁生活氣息的紀事詩，表現詩人誠樸的性格和喜客的心情。作者自注：“喜崔明府相過”，簡要說明了題意。
首聯先從戶外的景色着筆，點明客人來訪的時間、地點和來訪前夕作者的心境。“舍南舍北皆春水”，把綠水繚繞、春意盪漾的環境表現得十分秀麗可愛。這就是臨江近水的成都草堂。“皆”字暗示出春江水勢漲溢的情景，給人以江波浩渺、茫茫一片之感。羣鷗，在古人筆下常常作水邊隱士的伴侶，它們“日日”到來，點出環境清幽僻靜，爲作者的生活增添了隱逸的色彩。“但見”，含弦外之音：羣鷗固然可愛，而不見其他的來訪者，不是也過於單調麼！作者就這樣寓情於景，表現了他在閒逸的江村中的寂寞心情。這就爲貫串全詩的喜客心情，巧妙地作了鋪墊。
頷聯把筆觸轉向庭院，引出“客至”。作者採用與客談話的口吻，增強了賓主接談的生活實感。上句說，長滿花草的庭院小路，還沒有因爲迎客打掃過。下句說，一向緊閉的家門，今天才第一次爲你崔明府打開。寂寞之中，佳客臨門，一向閒適恬淡的主人不由得喜出望外。這兩句，前後映襯，情韻深厚。前句不僅說客不常來，還有主人不輕易延客意，今日“君”來，益見兩人交情之深厚，使後面的酣暢歡快有了着落。後句的“今始爲”又使前句之意顯得更爲超脫，補足了首聯兩句。
以上虛寫客至，下面轉入實寫待客。作者捨棄了其他情節，專拈出最能顯示賓主情份的生活場景，重筆濃墨，着意描畫。“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彷彿看到作者延客就餐、頻頻勸飲的情景，聽到作者抱歉酒菜欠豐盛的話語：遠離街市買東西真不方便，菜餚很簡單，買不起高貴的酒，只好用家釀的陳酒，請隨便進用吧！家常話語聽來十分親切，很容易從中感受到主人竭誠盡意的盛情和力不從心的歉仄，也可以體會到主客之間真誠相待的深厚情誼。字裏行間充滿了款曲相通的融洽氣氛。
“客至”之情到此似已寫足，如果再從正面描寫歡悅的場面，顯然露而無味，然而詩人卻巧妙地以“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作結，把席間的氣氛推向更熱烈的高潮。詩人高聲呼喊着，請鄰翁共飲作陪。這一細節描寫，細膩逼真。可以想見，兩位摯友真是越喝酒意越濃，越喝興致越高，興奮、歡快，氣氛相當熱烈。就寫法而言，結尾兩句真可謂峯迴路轉，別開境界。杜甫《賓至》、《有客》、《過客相尋》等詩中，都寫到待客吃飯，但表情達意各不相同。在《賓至》中，作者對來客敬而遠之，寫到吃飯，只用“百年粗糲腐儒餐”一筆帶過；在《有客》和《過客相尋》中說，“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掛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表現出待客親切、禮貌，但又不夠隆重、熱烈，都只用一兩句詩交代，而且沒有提到飲酒。反轉來再看《客至》中的待客描寫，卻不惜以半首詩的篇幅，具體展現了酒菜款待的場面，還出人料想地突出了邀鄰助興的細節，寫得那樣情彩細膩，語態傳神，表現了誠摯、真率的友情。這首詩，把門前景，家常話，身邊情，編織成富有情趣的生活場景，以它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顯出特點，吸引着後代的讀者。
PS.人情味是甚麼？下面這些話寫的貼切。
真誠的人情味是關懷，不是施捨；是博愛，不是偏私；是內心的尊重，不是表面的禮貌。有了人情，就有了溫暖，就有了割捨不了的愛。今天的我們，讓自己在繁華的世界，不斷的奔跑，伸手觸摸天地，收手問心無愧。精神和心理層次的共通，才能夠讓人情味更豐富。有些儀式感的東西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有些精神會永遠流傳 在這個人情味越來越淡薄的年代裡，堅持做個有溫度的人！在人類前進的歷史上，總有一些人在關鍵時刻出現，他們是時代的英雄,是推動歷史滾滾向前的中流砥柱。有了人情，就有了溫暖，就有了割捨不了的愛。情感真，才美；情感美，才善；情感善，才高尚。 世路風霜，吾人煉心之境；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欲知世味須嘗膽，不識人情只看花，人在人情在，人死兩分開 。只喜添錦上之花，誰肯送雪中之碳。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如秋雲。做人有三碗麵最難吃：人面、場面、情面 https://t.cn/R47dNJB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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