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公持. “义尚光大”与“类多依采”——汉代礼乐制度下的文学精神和性格[J]. 文学遗产,2010,(01):4-17.
汉代的礼乐制度以及文士地位，决定了当时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性格。刘勰在论及辞赋时所说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即是对汉代主流文学精神的概括。它的两大指向就是，一是在政治态度上赞美颂扬刘汉皇权，二是在审美意识上对于巨大时间、空间境界的向往，换言之也就是对宏大叙述的爱好。汉代文学中的“宏大叙述”特征是普遍的存在。刘勰在论
及“诸子”时所说“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也是对汉代文学性格的归纳。形成这种性格的基本原因是，汉代文学被纳入礼乐制度，实际上限定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对文学的突破和创新起了阻碍作用。同时汉代文士体制依附情况严重，当然会大大削弱独立思考和文化创造精神。文士们将主要精力用在接受既有文化和继承遗产，直接导致思想文化上的“类多依采”。从全部汉代文学看，能够称得上是“自开户牖”的，只有史传文学和五言诗，前者归功于司马迁个人的开拓精神，后者则主要应算作民间文学的功劳。

转 吉祥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吉祥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祗陀园给孤独精舍。时已夜深，有一天神，殊胜光明，遍照园中，来至佛所，恭敬礼拜，站立一旁，以偈白佛言：众天神与人，渴望得利益，思虑求幸福，请示最吉祥。世尊如是答言：
　　勿近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　　
　　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　　
　　多闻工艺精，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　　
　　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　　
　　布施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　　
　　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坚不移，是为最吉祥。　　
　　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　　
　　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适时论信仰，是为最吉祥。　　
　　自制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　　
　　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　　
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回向：愿以一切善，平等施一切，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蜡烛][蜡烛][蜡烛]南无阿弥陀佛
有一人读诵此经，福气多多菩萨加持护佑诸事吉祥[中国赞][中国赞][中国赞][鲜花][鲜花][鲜花][月亮][月亮][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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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薮》是一部评论历代诗歌的诗话著作，共二十卷，全面评价周、汉、六朝、唐、宋、元，直至明嘉靖年间的诗歌作品，甚至连历来被诗家忽视的辽、金也囊括其中。全书详论诗歌发展脉络，辨析诗句流变化用，历述诗人优劣得失，评点鞭辟入里，眼光独到，于诗海之中抉隐索微，多有前人未发之论。
 
现代人撰写文学史，往往采用多人分著的方式。而胡应麟以一人之力，纵览从《诗经》到明际两千余年文脉传承，且几乎纤悉无遗，就广度而言，古今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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