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博爱特校强制猥亵案#：#将魔爪伸向残障女孩天理难容#】近日，关于“湖北随县博爱特校性侵案”的调查报道，引发了舆论持续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这位在网上颇有“善名”的刘爱业校长，频繁将残障女孩们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锁上门。一墙之隔的音乐教室里有学生听到墙那头女孩的哭喊。
猥亵性侵儿童人神共愤，将魔爪伸向残障女孩，更是突破了人性底线，引发了全网愤怒。看到这个报道，公众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韩国电影《熔炉》。
猥亵性侵儿童一直是一个社会痛点。
据“女童保护”统计，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223起，受害人数569人，年龄最小的为2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性侵儿童案例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有7起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
特教学校的残障女孩，本就需要格外的保护。由于她们有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或者没有家人给予足够的教导，对于外界的侵犯几乎没有反抗能力，有些孩子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侵犯。对这样的孩子下手，简直禽兽不如。
报道中所提及的几个女孩，有的存在视觉障碍，有的存在智力障碍，有的甚至口齿不清无法清晰表达，缺乏基本的维权能力。正因如此，尽管报案的未成年学生，自诉多次被校长强奸，但由于缺乏相关证据，强奸罪名不成立。2022年12月，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禁止被告人刘爱业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根据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法院的判决当然没毛病，但与公众的心理预期相去甚远。
博爱特校性侵案受害人家属表示，对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存在异议，希望其他的受害者或者知情人能够站出来。受害者当然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继续维权，执法部门也应更积极介入案件的侦办。据报道，随县人民法院已成立工作专班，正对该案件进行全案审查，最新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人神共愤之事，不仅要将恶魔绳之以法，更要进一步织密保护网，防止类似的伤害再度发生。《熔炉》引发轰动之后，韩国以此为契机通过了被称为“熔炉法”的《性侵害防治修正案》。此案会有怎样的后续，我们拭目以待。（潮新闻）
记者调查发现，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这位在网上颇有“善名”的刘爱业校长，频繁将残障女孩们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锁上门。一墙之隔的音乐教室里有学生听到墙那头女孩的哭喊。
猥亵性侵儿童人神共愤，将魔爪伸向残障女孩，更是突破了人性底线，引发了全网愤怒。看到这个报道，公众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韩国电影《熔炉》。
猥亵性侵儿童一直是一个社会痛点。
据“女童保护”统计，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223起，受害人数569人，年龄最小的为2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性侵儿童案例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估算，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在1:7——有7起案件，才有1起进入司法。
特教学校的残障女孩，本就需要格外的保护。由于她们有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或者没有家人给予足够的教导，对于外界的侵犯几乎没有反抗能力，有些孩子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侵犯。对这样的孩子下手，简直禽兽不如。
报道中所提及的几个女孩，有的存在视觉障碍，有的存在智力障碍，有的甚至口齿不清无法清晰表达，缺乏基本的维权能力。正因如此，尽管报案的未成年学生，自诉多次被校长强奸，但由于缺乏相关证据，强奸罪名不成立。2022年12月，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禁止被告人刘爱业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根据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法院的判决当然没毛病，但与公众的心理预期相去甚远。
博爱特校性侵案受害人家属表示，对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存在异议，希望其他的受害者或者知情人能够站出来。受害者当然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继续维权，执法部门也应更积极介入案件的侦办。据报道，随县人民法院已成立工作专班，正对该案件进行全案审查，最新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人神共愤之事，不仅要将恶魔绳之以法，更要进一步织密保护网，防止类似的伤害再度发生。《熔炉》引发轰动之后，韩国以此为契机通过了被称为“熔炉法”的《性侵害防治修正案》。此案会有怎样的后续，我们拭目以待。（潮新闻）
#北青快评#【“大学生掏鸟案”当事人刑满释放，反思不能停息】#大学生掏鸟案当事人27日刑满释放# “大学生掏鸟案”当事人刑5月27日，曾引发广泛热议的“大学生掏鸟案”当事人闫啸天已经刑满释放。其父闫爱民表示，闫啸天在27日凌晨4点左右，从河南省第二监狱回到家中。“我感觉孩子特别累，今天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掏了一窝鸟，何以要坐十年左右大牢？据媒体报道，2014年，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闫啸天在家乡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过暑假时，和同乡王亚军分两次掏了两个鸟窝，共计16只小鸟并通过网络售卖。经鉴定，其中14只小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另外两只为隼形目隼科动物。
客观地说，“大学生掏鸟案”的是非曲直的确存在诸多商榷空间。单纯从现行法律和保护野生动物层面来看，“大学生掏鸟案”的量刑并无不当。然而，这种严重违背常识的事情却引爆了舆情，即便知道这些鸟不是普通的鸟，大多数公众依然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如此严厉的判罚。
“大学生掏鸟案”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经过媒体的持续报道，让公众深刻认识到不能随意买卖野生动物，取得了良好的法制教育效果。但问题是，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公众的“顽冥不化”只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观念淡薄与缺失问题吗？“人不如鸟”背后的法律与常识之争是否需要好好捋一捋？
平心而论，闫某的犯罪行为毕竟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在自家屋前院后“掏鸟窝”也不是那种可恶的职业捕杀行为，公众从质朴的情感出发，就会觉得判得太重了。事实上，公众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有法学专家表示这桩案子集中暴露了当下立法体例中未将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分开来的问题。
简而言之，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盗窃等公众都能自然认定有罪的犯罪类型被称之为“自然犯”。
而捕杀或收购、出售野生动物等违法性难以被一般人认识，通常需要借助专业法律判断的犯罪类型则被称之为“法定犯”，它的违法与责任程度一般要轻于自然犯。因此，为了有效区分和惩戒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自然犯被规定在刑法典中，而法定犯通常规定在附属刑法或者特别刑法中。而在我国，法定犯与自然犯却都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加之缺乏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这就使得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未能实现差异化量刑，确实有配置刑罚过重之嫌。
“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在古罗马自然法之父西塞罗眼中，法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法律本身必须要充分体现公平公正，才能获得公众的充分认可。换言之，法律固然不能讲情面，但制定之时却要充分顾及情理，一旦与公众的常识严重抵触，这样的法律恐怕就很难说是“善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定犯”的惩处理应做出合理调整。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表示以往司法解释按照涉案动物的数量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规定，实践反映存在不能完全适应案件复杂情况的问题。有鉴于此，《解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改以价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以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这一次的司法解释，还结束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与野外野生动物同等刑法保护的情况，将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案件与涉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案件区别对待。这些调整实事求是地拨正了司法标准，对以往一刀切的做法起到纠偏作用，彰显了司法进步。
“大学生掏鸟案”当事人已经刑满释放了，但反思不能停息。舆论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围绕这个案子的持续争论，不仅仅是提醒人们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切实把野生动物保护的诸多问题摆上台面，不断完善和修改相关法律体系。（文/胡欣红 图源/视觉中国）
掏了一窝鸟，何以要坐十年左右大牢？据媒体报道，2014年，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闫啸天在家乡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过暑假时，和同乡王亚军分两次掏了两个鸟窝，共计16只小鸟并通过网络售卖。经鉴定，其中14只小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另外两只为隼形目隼科动物。
客观地说，“大学生掏鸟案”的是非曲直的确存在诸多商榷空间。单纯从现行法律和保护野生动物层面来看，“大学生掏鸟案”的量刑并无不当。然而，这种严重违背常识的事情却引爆了舆情，即便知道这些鸟不是普通的鸟，大多数公众依然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如此严厉的判罚。
“大学生掏鸟案”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经过媒体的持续报道，让公众深刻认识到不能随意买卖野生动物，取得了良好的法制教育效果。但问题是，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公众的“顽冥不化”只是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观念淡薄与缺失问题吗？“人不如鸟”背后的法律与常识之争是否需要好好捋一捋？
平心而论，闫某的犯罪行为毕竟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在自家屋前院后“掏鸟窝”也不是那种可恶的职业捕杀行为，公众从质朴的情感出发，就会觉得判得太重了。事实上，公众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有法学专家表示这桩案子集中暴露了当下立法体例中未将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分开来的问题。
简而言之，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盗窃等公众都能自然认定有罪的犯罪类型被称之为“自然犯”。
而捕杀或收购、出售野生动物等违法性难以被一般人认识，通常需要借助专业法律判断的犯罪类型则被称之为“法定犯”，它的违法与责任程度一般要轻于自然犯。因此，为了有效区分和惩戒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自然犯被规定在刑法典中，而法定犯通常规定在附属刑法或者特别刑法中。而在我国，法定犯与自然犯却都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加之缺乏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这就使得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未能实现差异化量刑，确实有配置刑罚过重之嫌。
“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在古罗马自然法之父西塞罗眼中，法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法律本身必须要充分体现公平公正，才能获得公众的充分认可。换言之，法律固然不能讲情面，但制定之时却要充分顾及情理，一旦与公众的常识严重抵触，这样的法律恐怕就很难说是“善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定犯”的惩处理应做出合理调整。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表示以往司法解释按照涉案动物的数量对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规定，实践反映存在不能完全适应案件复杂情况的问题。有鉴于此，《解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改以价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以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这一次的司法解释，还结束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与野外野生动物同等刑法保护的情况，将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案件与涉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案件区别对待。这些调整实事求是地拨正了司法标准，对以往一刀切的做法起到纠偏作用，彰显了司法进步。
“大学生掏鸟案”当事人已经刑满释放了，但反思不能停息。舆论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围绕这个案子的持续争论，不仅仅是提醒人们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更重要的是要切实把野生动物保护的诸多问题摆上台面，不断完善和修改相关法律体系。（文/胡欣红 图源/视觉中国）
#北青快评#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宣判用严惩拐卖犯罪维护公平正义】#董志民犯虐待罪非法拘禁罪##丰县八孩案细节公布# 4月7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相关案件一审宣判，认定董志民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认定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犯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个月和八年，并处罚金。
纵观报道所披露的裁判内容，司法机关可谓全面复盘了小花梅遭遇拐卖、二次转卖、被囚禁、虐待的经历。回顾整个事件，小花梅的曲折经历和悲惨遭遇令人痛心、唏嘘、愤慨。如今，随着该案一审宣判，以法律利剑严惩了罪恶链条中的每一个作恶者，抚慰了被害人遭遇的身心折磨与伤害，还被害人一个公道，给社会公众一个交待。
众所周知，贩卖人口属于严重的犯罪，我国一直对此类犯罪保持严惩态度。首先从立法层面即体现出凌厉态势，根据《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节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纵观《刑法》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规则以及横向对比其他罪名，可以发现该罪量刑起点即为五年，比绝大多数犯罪的量刑起点都高。只要触犯该罪名的，一般均应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量刑。且司法机关一直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持严惩态势，梳理报道可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均被克以重刑，一些拐卖多人的犯罪分子则被处以极刑。尽管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时间跨度长，证据容易灭失，亲属难以查找，但再久远的犯罪，再复杂的案情，司法机关都不会被难倒被吓倒，而是克服重重困难，抽丝剥茧，细查细办，尽最大限度还原案情，惩处恶行。
需要说明的是，针对收买行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层面也从宽缓对待到日渐从严。根据《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则删除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将该规定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对收买的妇女、儿童有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数罪并罚。这有利于打消收买者侥幸心理，铲除“买方市场”，实现对此类犯罪的综合治理，有效铲除买卖人口的罪恶土壤。
打击犯罪，保护权利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也是维护公平正义，提升公众安全感，获得感的关键所在。每个公民的安危都是天大的事，任何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均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和司法机关的无差别对待。法治社会不会放过任何恶行，不会丢下任何弱者。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更受到司法机关的着重呵护与特别关爱，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滔天之恶，国法难容，司法机关更不会宽宥放纵。
“丰县生育八孩女”事件中，司法机关深挖彻查，抽丝剥茧，最终查实并抓获了所有犯罪嫌疑人并给予严惩。且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参与拐卖的几名作恶者超过了追诉时效，但司法机关仍未放弃，而是报请最高检察院核准追诉，让每一名作恶者都难逃法网。当然，打击犯罪之时也不能忽视对被害人的救济和帮扶，该事件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被拐卖的女子及其8名子女，其理当受到民政部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部门、公益组织的经济帮扶、医疗救助、法律援助，进而尽快走出阴霾。惟有严惩犯罪和救助被害人有机结合，才可最大化地消解危害后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又生动具体的公平正义和安全感。（文/史奉楚 图源/视觉中国）
纵观报道所披露的裁判内容，司法机关可谓全面复盘了小花梅遭遇拐卖、二次转卖、被囚禁、虐待的经历。回顾整个事件，小花梅的曲折经历和悲惨遭遇令人痛心、唏嘘、愤慨。如今，随着该案一审宣判，以法律利剑严惩了罪恶链条中的每一个作恶者，抚慰了被害人遭遇的身心折磨与伤害，还被害人一个公道，给社会公众一个交待。
众所周知，贩卖人口属于严重的犯罪，我国一直对此类犯罪保持严惩态度。首先从立法层面即体现出凌厉态势，根据《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节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纵观《刑法》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规则以及横向对比其他罪名，可以发现该罪量刑起点即为五年，比绝大多数犯罪的量刑起点都高。只要触犯该罪名的，一般均应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量刑。且司法机关一直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保持严惩态势，梳理报道可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均被克以重刑，一些拐卖多人的犯罪分子则被处以极刑。尽管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时间跨度长，证据容易灭失，亲属难以查找，但再久远的犯罪，再复杂的案情，司法机关都不会被难倒被吓倒，而是克服重重困难，抽丝剥茧，细查细办，尽最大限度还原案情，惩处恶行。
需要说明的是，针对收买行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层面也从宽缓对待到日渐从严。根据《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则删除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将该规定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对收买的妇女、儿童有强奸、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数罪并罚。这有利于打消收买者侥幸心理，铲除“买方市场”，实现对此类犯罪的综合治理，有效铲除买卖人口的罪恶土壤。
打击犯罪，保护权利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也是维护公平正义，提升公众安全感，获得感的关键所在。每个公民的安危都是天大的事，任何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均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和司法机关的无差别对待。法治社会不会放过任何恶行，不会丢下任何弱者。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更受到司法机关的着重呵护与特别关爱，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滔天之恶，国法难容，司法机关更不会宽宥放纵。
“丰县生育八孩女”事件中，司法机关深挖彻查，抽丝剥茧，最终查实并抓获了所有犯罪嫌疑人并给予严惩。且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参与拐卖的几名作恶者超过了追诉时效，但司法机关仍未放弃，而是报请最高检察院核准追诉，让每一名作恶者都难逃法网。当然，打击犯罪之时也不能忽视对被害人的救济和帮扶，该事件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被拐卖的女子及其8名子女，其理当受到民政部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部门、公益组织的经济帮扶、医疗救助、法律援助，进而尽快走出阴霾。惟有严惩犯罪和救助被害人有机结合，才可最大化地消解危害后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又生动具体的公平正义和安全感。（文/史奉楚 图源/视觉中国）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