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王
2019年是中国互联网诞生的第25年。在这短短的25年里,中国互联网历经了三次大浪潮发展,几乎彻底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消费、沟通、出行的方式。
2014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中具有节点性的一年。也正是在这一年,“互联网思维”成为了大众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
依托于互联网思维
影视行业诞生了“流量明星”和“网络电影”
互联网从诞生之初就被冠以“注意力经济”的标签,与影视行业的“明星”不谋而合。而在这个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流量则成为衡量受众关注度的一个量化指标。于是,在资本逻辑和商业思维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明星们开始经营自己在互联网上的数据,以体现自身的市场潜力和商业价值。
这些在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中享有超高人气和大批粉丝、能够吸引网络流量、而备受市场追捧、占据一线商业资源的演艺明星,则被称之为“流量明星”。
“网络大电影”的诞生则是源于移动互联网的爆发。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崛起,人们的观影习惯开始从下线逐渐转移到线上、从PC转移到移动端。据国双数据中心统计,2014年,来自移动、动端设备的访问量增长了近一倍,特别是手机访问量增长迅猛,增长了一倍多。大趋势下,“网络电影”应运而生。
两种不同的互联网产物
异曲同工的野蛮生长之路
哪怕到如今的2019年,互联网依旧是很“新”的事物,更遑论2014年,哪怕是有着灵敏商业嗅觉的人,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015年,投资28万的《道士出山》上线10天便斩获300万票房的“奇迹”,让网络电影一炮打响。因为没有很高的入行门槛,只要对影视有兴趣就可以来参与,专不专业根本无所谓,影片质量可想而知会有多差。且由于网络电影是靠点击量来计算分账,创作者为了吸引观众更是无所无用其极,低俗、暴力、色情,整个行业可以说是“群魔乱舞”。
娱乐圈从来都是一个竞争压力非常大的地方,有些艺人本身能力欠佳,经纪公司和粉丝群体为了让自家艺人、心中偶像得到更多商业资源,合谋走上了数据造假之路。
资本更是为虎作伥——部分制片方、广告商常常根据粉丝数量和话题度来选取艺人,而有的视频网站为了吸引更多广告和会员,也在购买自制影视作品时以是否有流量明星出演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导致整个影视行业进入了“唯数据论”、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劣势。
“数据造假,养肥了网络水军产业,却饿瘦了艺术创作。流量明星受到追捧,他们的片酬也随着造假的数据水涨船高。影视剧很大部分投资被消耗在天价片酬上,制作成本受到严重挤压,打磨剧本、后期特效等环节就只能因陋就简。资源配置失衡的影视工业结构性问题由此凸显,存在剧情硬伤、思想空洞、表演拙劣等问题的作品频现,在审美疲劳中消耗着观众对影视业的信心。”
然而这一切的野蛮生长,都在2018年戛然而止。
网络电影开展全面清查,数以千计的违规作品被清理下架,内容审查制度不断向更加严厉更新,大量作品上线无望。流量明星们,一方面片酬被限制,参与节目被严格控制,失德艺人更是被明令禁止出现在公众视野;另一方面参与的作品纷纷名利双扑街,资本也因为流量明星而遭遇巨额损失,“流量明星”开始被市场拒绝。
流量明星还在深陷泥潭
网络电影已经开始崛起
归根结底,无论是流量明星也好,网络电影也罢,终归都是要靠强有力的内容作品来赢得市场的认可。
网络电影已然在自我净化之后建立了全新的生态体系,完成了规模化、商业化,单片分账不断突破新高,从年初《镇魂法师》直冲三千万,到《灵魂摆渡·黄泉》突破四千万,再到年尾《大蛇》气吞五千万,口碑之作也在不断增加。内容质量升级之后,新一轮的困境,影片题材同质化严重,也有了即将被打破的迹象。
而流量明星的当务之急在于转型和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只是,转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去年,杨幂自降片酬,试图通过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宝贝儿》转型,却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艺术片不是镀金片”,扮丑不等于演技提升。最终,口碑急转直下的《宝贝儿》票房同样惨淡收场,落得名利双败的下场。
这两年来中国的影视行业,就如狄更斯《双城记》写的那般: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明智的年代,这是一个愚昧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仰的纪元,这是一个怀疑的纪元;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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