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第六本」
霉霉推荐书果然有魅力！被家人抛弃的“湿地女孩”独自扎根湿地，不仅因为孤独，也因为热爱。行文通过大量对自然界雌雄关系、生存法则的描写，为故事结局埋下伏笔。
“只要生命不息，没有什么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并非大自然的阴暗面，只是为应对各种可能性发明的方法。毫无疑问，人类世界中花样更多。”
期待7月上映的同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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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注定的，运是可以改变的，多行善，多积阴德。有缘人看见希望改变命运这里开始一、立命之学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第一篇立命之学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故事。袁了凡自幼丧父，母亲命他学医。后来，他在慈云寺遇到一老者，自称孔先生（根据云南县志，此人是著名易学家杨向春，化名孔先生，曾著《皇极经世心易发微》一书），精通皇极数预测未来，说他有当官的命，孔先生告诉袁了凡他某年应当考第几名，某年当廪生，某年当贡生，贡后某年当选为县长，在任三年半就应该告退回乡，在五十三岁八月十四巳丑时，寿终在家里。把他什么时候考取功名，能考第几名，什么时候当官，什么时候寿尽，有没有孩子等都作了预测。一开始袁了凡不太相信，巧合的是，此后的二十年，袁了凡的人生真的按照这位老者所算定的模式进行着，连考第几名等每一次都十分精确地应验了，这让他笃信了宿命论，认为“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从此没有了上进之心。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二人“对坐一室”，彻夜而谈，终使了凡醒悟，懂得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知道了如何可以改变命运，他说：“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也就是说，道德仁义自己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也可以自己求得，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命于天，听命于他人。从此，袁了凡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笃信宿命论转到信仰命由我造、福善祸淫的人生观。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我们，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关键在于多做善事积累福报，在于自身的修为，要多做善事，消除恶念。这就是《立命篇》的主要内容。于是袁了凡开始积极改过向善，积累善业，许愿做三千件善事改命，次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预算的应该得第三，忽然考中第一，预测开始不应验。但袁了凡仍觉自己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经过十余年，这三千善行才算完成。袁了凡一直没有子女，就继续发起求子的愿，也许愿行三千善事，辛巳年就生下了儿子天启。再发求中进士的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于丙戌年再次遂愿，中了进士，授宝砥县长。原本孔先生所算定的一生，在努力行善改命后，完全改变了，连寿命也延长至七十四岁而终。
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时候，袁了凡的妻子见到袁了凡所做的善事不多，就皱着眉头说：“以前我在家里帮助做善事，所以三千之数得以完成。现在许下了一万善，可是衙门里无事可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夜间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袁了凡告诉他善事难以完成的缘故。神人说：“只减粮一节，一万善事都已经圆满了。”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宝砥的田，每亩应纳粮二分三厘七毫，袁了凡把它减至一分四厘七毫，使上万的人民减轻了负担。虽然神人这样告诉我，但我自己的心里还有此疑惑。恰遇幻余弹师从五台山来，我便把这梦告诉他，并问这个梦可以相信吗？ 禅师说：“只要发心真切，那么，一件事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的善事，何况全县减粮，万民受惠呢？”二、改过之法
第二篇讲改过自己的办法，袁了凡认为改过自己要发三心：即惭愧心、畏惧心、勇猛心。惭愧心、畏惧心可以使自己认识到错误，有充足的动力进行改正。勇猛心是指虽然很多人知道道理，但是得过且过，或严重拖延，没有真正实行，而勇猛心正是改过、改命的关键，只有知道道理后勇猛实干才能真正获得益处。并且讲了改过的道理，有从事上改的，有从理上改的，更有从起心动念处除净的。如果没有从理、从心，只是从事的表面强戒不好的事情，但病根还在，东灭西生。故袁了凡认为改过更应该从理、从心。从事改过只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急需治标的时候仍可使用。
三、积善之方
第三篇讲积善的办法，讲述了十余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故事，有讲述其实善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事要分为“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这七个方面，里面有引用几个经典故事。如引用了孔子的故事，子路救人拿了赏赐，孔子说子路做得对；而子贡赎人，没有要赏赐，孔子说做得不对，因为现行虽善，而其流风足以害入，那是似善而实非善。现在所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里面亦列举了十条可以行善的门类并作了相应解释：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佛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
四、谦德之效
第四篇谦德之效主要讲谦虚这项美德的效用，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讲述了“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并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有福气，将要成功，就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谦和吉祥之气外露，里面讲述了数个故事来证明。最后总结了整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改命要立志而行，命自我立，有了志向而努力，自然可以改变命运。书中名句：“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疫情之下，上海众多社区纷纷倒退回“母系社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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