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词（四月一日——四月八日）败叶填溪水已冰，夕阳犹照短长亭，何年废寺失题名。（浣溪沙）收取闲心冷处浓，舞裙犹忆柘枝红，谁家刻烛待春风。（浣溪沙）魂梦不离金屈戌，画图亲展玉鸦叉，生怜瘦减一分花。（浣溪沙）肠断斑骓去未还，绣屏深锁凤箫寒，一春幽梦有无间。（浣溪沙）只嫌今夜月偏明。（浣溪沙）抛却无端恨转长，慈云稽首返生香，妙莲花说试推详。（浣溪沙）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浣溪沙）澄海楼高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六王如梦祖龙非。（浣溪沙） https://t.cn/R2WxKD0
闲话馒头
中国人过年，准备工作从腊八就开始了，忙到腊月二十九，讲究“二十九，蒸馒头”。今年春节没有腊月三十，要把腊月二十九当年三十过。我就提前来说说馒头。
馒头，别称馍、蒸馍，是一种用面粉发酵（或拌入内馅）蒸成的食品，是中国特色传统面食之一。
为什么要在括号里注明“或拌入内馅”？因为馒头最早是带馅的。
古代将面食统称为“饼”。晋束皙作有《饼赋》，就是讲各种面食的，其中写道：“三春之初，阴阳交际，寒气既消，温不至热，于时享宴，则曼头宜设。”
这个“曼头”,应是馒头最早的写法。
也有一种说法，馒头是从“蛮头”来的。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记载：“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
这里说的“面包肉”，就是有肉馅的。
现在一般把薄片形状的干面制品称为饼，但在宋代及宋以前，正如宋人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所说：“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
《晋书·何曾传》：“蒸饼上不坼十字不食。”意思是蒸饼出笼后，如果饼上没有十字裂纹，何曾就不吃。这种裂纹蒸饼，其实就是后世的“开花馒头”。
饼，包括蒸饼，是不带馅的。唐宗室后裔李载仁曾在湖北江陵任观察推官，其“性迂缓，不食猪肉，一日将赴召，方上马，部曲相殴，载仁怒，命急于厨中取饼及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李载仁罚人吃饼及猪肉，就是今天西北的肉夹馍的雏形。
到宋仁宗赵祯时，因祯与蒸谐音，故在皇宫内外都将蒸饼改称为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就是炊饼，也就是无馅的馒头。武松离开阳谷县赴东京公干前，特地叮嘱兄长武大郎：“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
而古人所说的馒头，则是带馅的。
史载，宰相蔡京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饮，命作蟹黄馒头。这“蟹黄馒头”是有馅的。
《水浒传》讲的是宋朝故事，其中饼和馒头分得很清楚。第25回，武大郎被毒杀后，何九叔被人撞见在祭奠武大郎。何九叔解释道：“小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不曾还得钱，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这子母炊饼，应该是大小炊饼。第27回，武松初入十字坡酒店，孙二娘去灶上取一笼馒头来，放在桌子上。武松取一个拍开看了，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可见，这馒头不同于蒸饼，是有馅的。
岳飞的孙子岳珂写过一首诗，题目就是《馒头》：
几年太学饱诸儒，余伎犹传笋蕨厨。
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
芳馨政可资椒实，粗泽何妨比瓠壶。
老去齿牙辜大嚼，流涎聊合慰馋奴。
这是说馒头是他当太学生时经常食用的点心。其中“白莲肤”是指馒头皮，而“红缕肉”则指馒头馅。
炊饼是馒头，馒头则有馅，这大致就是元代之前的叫法。炊饼这种叫法，元明之际还在民间流行。朱元璋起兵不久，郭子兴怀疑他，将其关禁闭，不许送吃的给他，《明史》说马皇后为给朱元璋送吃的，“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刚蒸好的炊饼把她胸口的皮肉都烫伤了。入明以后，炊饼的叫法才逐渐被“馒头”取代，来称呼原来实心的炊饼。
时至今日，北方称无馅的为馒头。而江浙一带，有馅无馅统称馒头。传到日本，日本的馒头也是有馅的，馅就是豆沙。
过年前为什么要“蒸馒头”，不单是为了食用，主要是作供品。
用馒头做供品，历史很久了。前述诸葛亮用馒头代人头，就是祭神的。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记：“祭功臣庙，用馒头一藏，五千四十八枚也。”民谣说“二十九，蒸馒头”，就是要用馒头来祭祖。
在写这篇文章时，看到日媒报道，说日本一家百年点心老店“井村屋”发明了一种新品，叫“素丸”，一盒六个，要日元1000多，约合人民币60多元，竟被抢购一空。所谓，“素丸”，其实就是没有馅儿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馒头。据说，发明者是发现有的顾客喜欢吃日式“馒头”的皮，灵机一动，就有了这大发明。
这个发明者可谓孤陋寡闻。一乐。
中国人过年，准备工作从腊八就开始了，忙到腊月二十九，讲究“二十九，蒸馒头”。今年春节没有腊月三十，要把腊月二十九当年三十过。我就提前来说说馒头。
馒头，别称馍、蒸馍，是一种用面粉发酵（或拌入内馅）蒸成的食品，是中国特色传统面食之一。
为什么要在括号里注明“或拌入内馅”？因为馒头最早是带馅的。
古代将面食统称为“饼”。晋束皙作有《饼赋》，就是讲各种面食的，其中写道：“三春之初，阴阳交际，寒气既消，温不至热，于时享宴，则曼头宜设。”
这个“曼头”,应是馒头最早的写法。
也有一种说法，馒头是从“蛮头”来的。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记载：“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
这里说的“面包肉”，就是有肉馅的。
现在一般把薄片形状的干面制品称为饼，但在宋代及宋以前，正如宋人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所说：“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
《晋书·何曾传》：“蒸饼上不坼十字不食。”意思是蒸饼出笼后，如果饼上没有十字裂纹，何曾就不吃。这种裂纹蒸饼，其实就是后世的“开花馒头”。
饼，包括蒸饼，是不带馅的。唐宗室后裔李载仁曾在湖北江陵任观察推官，其“性迂缓，不食猪肉，一日将赴召，方上马，部曲相殴，载仁怒，命急于厨中取饼及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李载仁罚人吃饼及猪肉，就是今天西北的肉夹馍的雏形。
到宋仁宗赵祯时，因祯与蒸谐音，故在皇宫内外都将蒸饼改称为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就是炊饼，也就是无馅的馒头。武松离开阳谷县赴东京公干前，特地叮嘱兄长武大郎：“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
而古人所说的馒头，则是带馅的。
史载，宰相蔡京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饮，命作蟹黄馒头。这“蟹黄馒头”是有馅的。
《水浒传》讲的是宋朝故事，其中饼和馒头分得很清楚。第25回，武大郎被毒杀后，何九叔被人撞见在祭奠武大郎。何九叔解释道：“小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不曾还得钱，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这子母炊饼，应该是大小炊饼。第27回，武松初入十字坡酒店，孙二娘去灶上取一笼馒头来，放在桌子上。武松取一个拍开看了，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可见，这馒头不同于蒸饼，是有馅的。
岳飞的孙子岳珂写过一首诗，题目就是《馒头》：
几年太学饱诸儒，余伎犹传笋蕨厨。
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
芳馨政可资椒实，粗泽何妨比瓠壶。
老去齿牙辜大嚼，流涎聊合慰馋奴。
这是说馒头是他当太学生时经常食用的点心。其中“白莲肤”是指馒头皮，而“红缕肉”则指馒头馅。
炊饼是馒头，馒头则有馅，这大致就是元代之前的叫法。炊饼这种叫法，元明之际还在民间流行。朱元璋起兵不久，郭子兴怀疑他，将其关禁闭，不许送吃的给他，《明史》说马皇后为给朱元璋送吃的，“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刚蒸好的炊饼把她胸口的皮肉都烫伤了。入明以后，炊饼的叫法才逐渐被“馒头”取代，来称呼原来实心的炊饼。
时至今日，北方称无馅的为馒头。而江浙一带，有馅无馅统称馒头。传到日本，日本的馒头也是有馅的，馅就是豆沙。
过年前为什么要“蒸馒头”，不单是为了食用，主要是作供品。
用馒头做供品，历史很久了。前述诸葛亮用馒头代人头，就是祭神的。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记：“祭功臣庙，用馒头一藏，五千四十八枚也。”民谣说“二十九，蒸馒头”，就是要用馒头来祭祖。
在写这篇文章时，看到日媒报道，说日本一家百年点心老店“井村屋”发明了一种新品，叫“素丸”，一盒六个，要日元1000多，约合人民币60多元，竟被抢购一空。所谓，“素丸”，其实就是没有馅儿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馒头。据说，发明者是发现有的顾客喜欢吃日式“馒头”的皮，灵机一动，就有了这大发明。
这个发明者可谓孤陋寡闻。一乐。
【#济宁# 运河名镇——谷亭镇】
京杭大运河在元代之前并不过境鱼台，而是绕道西线过洛阳。公元1283年，京杭大运河取直贯通之后，鱼台谷亭段泗水古道开始成为大运河上的重要一段。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便利了全国物资的转运，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至元(1264-1294年)后期，通过运河的漕米每年多达三十多万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此后，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数目不断上升，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地区，“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当时南北大运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拥挤。据地方志中元代所撰《谷亭闸记》及《孟阳泊闸记》中载:“粮运商贾，率自漕河”“商旅转徙，仕宦往来，非舟楫无以济”“商贾连船，麦米自南而北，首尾不绝”。玉皇庙村出土大德九年《重修三清观玉皇庙之记》碑文中对此也有反映。
京杭大运河的过境，促进了沿岸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特别是作为船只停靠之地的闸口地带谷亭，“谷亭者，水经所谓谷庭城，古济、泗合流之地也。上为菏河，下为秦梁。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在元代《谷亭闸记》中，“议者犹欲于谷亭镇创石闸”，明确记载谷亭在当时就是“镇”，证明作为水运要冲的谷亭，在建闸之前商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谷亭建闸之后，更是发展成为古代京杭大运河上的著名聚落码头。在明嘉靖末运河改走湖区新河之前，谷亭镇一度相当繁荣，“凯樯如林、货物如山”“重镇，阛阓逶迤而列者万家”。
大运河的过境，使谷亭地位日趋增强，一跃而成为南北漕运重镇。元代时谷亭已经发展成为商业聚落，称谷亭镇。明代，朝廷视清运为国家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极端重视。谷亭作为朝廷漕运官员驻扎地，成为重要的漕粮装船转运基地和往来船只主要停靠码头之一，有“漕运咽喉”之称。据康熙年间《鱼台县志·河渠志》记载:“昔之漕也……总由谷亭，县为绾毂……又东省之咽喉也。”鱼台是漕运要冲之地，扼守山东省的南大门。又记载:“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明工部管河主事员驻之，河桥水驿在焉。南至湖陵，北至南阳，相距五十里。”
因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官府在谷亭建有谷亭闸和船只停靠码头。出于安全考虑，当时夜间很少行船，因而南来北往的漕运船只基本上都要停靠谷亭。仅明宣德七年一年内，有记载的经鱼台段运河北运漕粮就多达 700万石。其他民间私商货运数量没有统计，但查阅地方古代志书中的记载，其盛况概可想见。
便捷的水运交通促进了谷亭聚落的繁荣。据嘉靖年间《谷亭镇重修关圣庙记》记载:“谷亭乃鱼台重镇，阙围逶迤而列者万家。”以当时鱼台县总户数不过三千多户来看，即便有很多像秦统那样钟情谷亭面始终侨居者，但仅谷亭就有“万家”之说恐为夸辞，然而其繁盛景象财属不争之事实。谷亭临河村出土嘉靖年间“谷亭闸重修歇马亭碑记”碑文中也记载说:“谷学镇，去鱼台县(指县城。今王庙镇旧城)二十里，楼观弥望，漕河流其中。”同样印证了当时谷亭的繁荣景象。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士志》又记载说:“邑有谷亭，河上一聚落也。贾人陈椽其中，鬻曲蘗，岁以千万。”商人在谷亭卖酒，每年就有“千万”的收人。鱼台出土的明嘉靖年间“胡明贤慕志铭”来看，在明中期，胡姓人家在谷亭东八里另一个较小的闸口八里湾闸经商，仅历一代人就从普通家庭发展为一方巨富:“家道勃兴。扩隘室而广厦千间，有楼台、有廊庑，而迤逦墙整周回数里;辟草赖而良田万亩”，以致“而江以南淮以北顺漕流而仕艘商舶，有经吾家居过者，莫不延访而宾礼之，其理来有委慎授节之意焉。”可见漕运给谷亭一带带来多么大的商业利润。
当时谷亭不仅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而且也是地域性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谷亭镇发展成方圆百里内较大的商品交流中心。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很多鱼台人开始经商做生意。谷亭码头船只往来穿梭，岸上店铺鳞次栉比，各地域的各种货物充盈，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
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民风民俗的变化,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土·风俗》记载明时期鱼台风俗:“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又载“逐末轻农”。古代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很多时代都特别轻视和故意贬低经商行业，因而称当时鱼台人纷纷经商为“逐末利”。这种记载无疑也表现了谷亭民众对商业活动的参与度和从业热情。
明中后期，随着黄河不断泛滥，逐渐造成漕运渠道淤塞。官府疲于对南阳--谷亭--湖陵段大运河进行治理，形势的发展导致此段大运河已不堪漕运之用。地方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决飞云桥，运道告阻。乃开夏镇新河，以达南阳，此渠不复行舟。”黄河大决口之后致湾运再次告阻，在河道治理官员的考察建议下，朝廷下决心开通了南阳至夏镇的新航道，谷亭段运河被废置。随着漕运水道的北徙，谷亭亦随之走向衰落。据记载:“自运河北徙，市里为墟矣。”“自运河北徒。市里之业，亦稍替矣。”运河改道东北方向的湖区后，失去了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加之明后期鱼台水患渐重，谷亭逐渐失去作为方圆百里内商业中心的地位走向衰落已是必然之势，慢慢沦落为地方性小集镇。此后，封建时代一直隶属鱼台的另一个古镇南阳，取代谷亭成为漕运官员驻扎地和船只停靠码头，逐渐发展成为运河上的历史名镇。但由于南阳地处水洼地带，虽然当时有陆路与岸上相通，但因地理偏狭，难以像谷亭镇一样发展成为大型商品集散中心。
因水患严重及运河航道东迁，鱼台传统商业重镇谷亭作为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大为下降，商业活动衰落，渐渐沦落为地城性集市。但每遇到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拥有肥田沃土的鱼台地域之收成往往“独胜他邑”。四方商人趋集谷亭进行贸易，就像又恢复了当年繁华的景象一般。
20世纪50年代初，谷亭再次成为闻名遐迩的商品集散中心。当时还隶属平原省湖西专署的鱼台县政府，顺应时代需求，在老谷亭街建了十八间经营用房。斗拱结构，内无夹山，靠墙摆放货架，砌起长长的柜台。分为日用百货区、布匹区、鞋帽区、五金区、副食区、酱菜区等等，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堪称经营项目齐全，几乎含盖了当时全部生产生活所需品。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数十年间，该处成为地域性商品供给中心，属于谷亭的地标式建筑，“十八间屋”的名号响彻方圆数十里，被几代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有着数千年人文历程的谷亭，在历史长河排迎来送走着一段段辉煌岁月，见证着兴衰更迭。斗转星移，成为鱼台县城后，老谷亭街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扩展迅速，原谷亭村落居民纷纷移建新址，村居建设也经历了数度改造，由土房而瓦房，再到小楼，直至如今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谷亭原居民和不断涌人县城的新居民们，共同在这方古老的热土上协作经营，就像历史上很多新迁居谷亭的人家一样，一旦扎根则世代相守、世谊绵绵。
谷亭记忆永在，让我们共同期待并续写新时代的谷亭传奇。(文/韩秀良)（寻访品牌）
京杭大运河在元代之前并不过境鱼台，而是绕道西线过洛阳。公元1283年，京杭大运河取直贯通之后，鱼台谷亭段泗水古道开始成为大运河上的重要一段。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便利了全国物资的转运，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至元(1264-1294年)后期，通过运河的漕米每年多达三十多万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此后，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数目不断上升，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地区，“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当时南北大运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拥挤。据地方志中元代所撰《谷亭闸记》及《孟阳泊闸记》中载:“粮运商贾，率自漕河”“商旅转徙，仕宦往来，非舟楫无以济”“商贾连船，麦米自南而北，首尾不绝”。玉皇庙村出土大德九年《重修三清观玉皇庙之记》碑文中对此也有反映。
京杭大运河的过境，促进了沿岸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特别是作为船只停靠之地的闸口地带谷亭，“谷亭者，水经所谓谷庭城，古济、泗合流之地也。上为菏河，下为秦梁。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在元代《谷亭闸记》中，“议者犹欲于谷亭镇创石闸”，明确记载谷亭在当时就是“镇”，证明作为水运要冲的谷亭，在建闸之前商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谷亭建闸之后，更是发展成为古代京杭大运河上的著名聚落码头。在明嘉靖末运河改走湖区新河之前，谷亭镇一度相当繁荣，“凯樯如林、货物如山”“重镇，阛阓逶迤而列者万家”。
大运河的过境，使谷亭地位日趋增强，一跃而成为南北漕运重镇。元代时谷亭已经发展成为商业聚落，称谷亭镇。明代，朝廷视清运为国家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极端重视。谷亭作为朝廷漕运官员驻扎地，成为重要的漕粮装船转运基地和往来船只主要停靠码头之一，有“漕运咽喉”之称。据康熙年间《鱼台县志·河渠志》记载:“昔之漕也……总由谷亭，县为绾毂……又东省之咽喉也。”鱼台是漕运要冲之地，扼守山东省的南大门。又记载:“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明工部管河主事员驻之，河桥水驿在焉。南至湖陵，北至南阳，相距五十里。”
因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官府在谷亭建有谷亭闸和船只停靠码头。出于安全考虑，当时夜间很少行船，因而南来北往的漕运船只基本上都要停靠谷亭。仅明宣德七年一年内，有记载的经鱼台段运河北运漕粮就多达 700万石。其他民间私商货运数量没有统计，但查阅地方古代志书中的记载，其盛况概可想见。
便捷的水运交通促进了谷亭聚落的繁荣。据嘉靖年间《谷亭镇重修关圣庙记》记载:“谷亭乃鱼台重镇，阙围逶迤而列者万家。”以当时鱼台县总户数不过三千多户来看，即便有很多像秦统那样钟情谷亭面始终侨居者，但仅谷亭就有“万家”之说恐为夸辞，然而其繁盛景象财属不争之事实。谷亭临河村出土嘉靖年间“谷亭闸重修歇马亭碑记”碑文中也记载说:“谷学镇，去鱼台县(指县城。今王庙镇旧城)二十里，楼观弥望，漕河流其中。”同样印证了当时谷亭的繁荣景象。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士志》又记载说:“邑有谷亭，河上一聚落也。贾人陈椽其中，鬻曲蘗，岁以千万。”商人在谷亭卖酒，每年就有“千万”的收人。鱼台出土的明嘉靖年间“胡明贤慕志铭”来看，在明中期，胡姓人家在谷亭东八里另一个较小的闸口八里湾闸经商，仅历一代人就从普通家庭发展为一方巨富:“家道勃兴。扩隘室而广厦千间，有楼台、有廊庑，而迤逦墙整周回数里;辟草赖而良田万亩”，以致“而江以南淮以北顺漕流而仕艘商舶，有经吾家居过者，莫不延访而宾礼之，其理来有委慎授节之意焉。”可见漕运给谷亭一带带来多么大的商业利润。
当时谷亭不仅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而且也是地域性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谷亭镇发展成方圆百里内较大的商品交流中心。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很多鱼台人开始经商做生意。谷亭码头船只往来穿梭，岸上店铺鳞次栉比，各地域的各种货物充盈，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
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民风民俗的变化,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土·风俗》记载明时期鱼台风俗:“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又载“逐末轻农”。古代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很多时代都特别轻视和故意贬低经商行业，因而称当时鱼台人纷纷经商为“逐末利”。这种记载无疑也表现了谷亭民众对商业活动的参与度和从业热情。
明中后期，随着黄河不断泛滥，逐渐造成漕运渠道淤塞。官府疲于对南阳--谷亭--湖陵段大运河进行治理，形势的发展导致此段大运河已不堪漕运之用。地方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决飞云桥，运道告阻。乃开夏镇新河，以达南阳，此渠不复行舟。”黄河大决口之后致湾运再次告阻，在河道治理官员的考察建议下，朝廷下决心开通了南阳至夏镇的新航道，谷亭段运河被废置。随着漕运水道的北徙，谷亭亦随之走向衰落。据记载:“自运河北徙，市里为墟矣。”“自运河北徒。市里之业，亦稍替矣。”运河改道东北方向的湖区后，失去了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加之明后期鱼台水患渐重，谷亭逐渐失去作为方圆百里内商业中心的地位走向衰落已是必然之势，慢慢沦落为地方性小集镇。此后，封建时代一直隶属鱼台的另一个古镇南阳，取代谷亭成为漕运官员驻扎地和船只停靠码头，逐渐发展成为运河上的历史名镇。但由于南阳地处水洼地带，虽然当时有陆路与岸上相通，但因地理偏狭，难以像谷亭镇一样发展成为大型商品集散中心。
因水患严重及运河航道东迁，鱼台传统商业重镇谷亭作为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大为下降，商业活动衰落，渐渐沦落为地城性集市。但每遇到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拥有肥田沃土的鱼台地域之收成往往“独胜他邑”。四方商人趋集谷亭进行贸易，就像又恢复了当年繁华的景象一般。
20世纪50年代初，谷亭再次成为闻名遐迩的商品集散中心。当时还隶属平原省湖西专署的鱼台县政府，顺应时代需求，在老谷亭街建了十八间经营用房。斗拱结构，内无夹山，靠墙摆放货架，砌起长长的柜台。分为日用百货区、布匹区、鞋帽区、五金区、副食区、酱菜区等等，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堪称经营项目齐全，几乎含盖了当时全部生产生活所需品。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数十年间，该处成为地域性商品供给中心，属于谷亭的地标式建筑，“十八间屋”的名号响彻方圆数十里，被几代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有着数千年人文历程的谷亭，在历史长河排迎来送走着一段段辉煌岁月，见证着兴衰更迭。斗转星移，成为鱼台县城后，老谷亭街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扩展迅速，原谷亭村落居民纷纷移建新址，村居建设也经历了数度改造，由土房而瓦房，再到小楼，直至如今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谷亭原居民和不断涌人县城的新居民们，共同在这方古老的热土上协作经营，就像历史上很多新迁居谷亭的人家一样，一旦扎根则世代相守、世谊绵绵。
谷亭记忆永在，让我们共同期待并续写新时代的谷亭传奇。(文/韩秀良)（寻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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