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斗转星移，岁月更替，圣诞快来了！新年快到了！瞧！圣诞树披着缤纷盛装，圣诞老人驾着驯鹿正从远方奔来。带着喜迎圣诞的欢乐，怀着一年年成长进步的渴望，全体思德福人盛情邀请您关注我校2020“喜迎圣诞，快乐成长”专场文艺演出，体验一场中外文化交融的学生“才艺秀”，时间：12月18日下午14:00开始，演出实况将在掌上南通APP直播，届时欢迎收看。
#娱民视界[超话]#上世纪80年代，暴发户乔德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渴望生个大胖儿子的他，决定把怀孕的老婆借出去，逼迫她嫁给一个40岁的老光棍，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老婆是老光棍的白月光。
乔德喜靠着做服装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同行很是眼红，当着众人的面讽刺乔老板：“连个带把儿的都不会生，就是赚个金山银屋又有什么用呢？”
这话一下子戳中了乔德喜的痛处，他有一个漂亮又贤惠的老婆，也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但是没有儿子。每每看到别人的大胖儿子，他都羡慕不已，想着自己哪天也能生一个。
不久后，乔德喜回老家，在饭桌上，老婆慧妹呕吐不已，她告诉乔德喜，自己可能怀孕了。
莫不是老天爷听到了自己的心愿，期盼的儿子来了，乔德喜很开心，可慧妹却十分担忧，已经生了两个，再生就超指标了。
为了确定是男孩还是女孩，乔德喜特意去算了一卦，上上签，他高兴极了。第三胎，必须得生下来，但他又不想交巨额罚款，该怎么办呢？
得知此事的表哥，想到了一个“借鸡孵蛋 ”的办法：让乔德喜和慧妹先离婚，慧妹和别人结婚，生下孩子后离婚，最后再和乔德喜复婚 。这样，乔德喜既有了儿子，也不用交罚款，可谓两全其美，美滋滋。
为了钱和儿子，乔德喜同意了，并且以一台20寸大彩电为报酬，让表哥帮忙物色人选。
回到家，乔德喜将此“妙计”告诉了慧妹，慧妹坚决不同意，大哭起来。见此，乔德喜使出“杀手锏”——假装吃药，以死相逼，慧妹只得无奈地点了头，答应下来，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表哥给慧妹挑选到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杨冬根，40岁，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贪财也不贪色，乔德喜颇为满意，当即安排两人见面。
让乔德喜没想到的是，慧妹与杨冬根竟是老相识，老杨还曾对慧妹有过好感。老杨表示，不嫌弃慧妹是二婚，会好好对她的。
看着善良的老杨，慧妹于心不忍，将原本的计划托盘而出。得知事情的缘由后，老杨怒发冲冠，与乔德喜大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
不甘失败的表哥为了大彩电，决定从老杨的母亲下手。
儿子40岁了，还打着光棍娶不着媳妇，这一直是母亲的心头病，在表哥的忽悠下，杨母当即同意了这门婚事，一向孝顺的老杨也只得点了头。
婚前，乔德喜担心两人假戏真做，于是与老杨签订了一个合同，酬劳1500元，规定两人只能有夫妻之名，不能有夫妻之实。
婚后，老杨和慧妹分房睡，引起了杨母的怀疑，为了抱孙子，她偷偷把两人锁在了一个房间，几番折腾，慧妹只得告诉杨母，自己已经怀孕，杨母顿时乐开了花，不再管小两口。
虽然签订了合同，但小心谨慎的乔德喜依然不放心，经常跑去偷听墙角。一天深夜，乔德喜又来了，透过窗户，他看到老杨光着上半身，躺在慧妹的床上，顿时不淡定了，立马冲进屋，要揍老杨。
慧妹拦住他，解释道：老杨头疼得厉害，我给他刮痧。乔德喜不相信，依然要揍老杨，吵闹间，慧妹被推倒在地，杨母听到动静，跑来一看，吓坏了，“我的孙子要是有个好歹，我就和你们拼了。”
而乔德喜一时得意忘形，说出了事情真相，杨母气得昏倒在地。
慧妹与杨母一起进了医院，出人意料的是，慧妹根本就没有怀孕，所谓的呕吐、不舒服是因为积劳成疾导致的，这下，乔德喜彻底傻眼了，儿子没了，老婆闹离婚，“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是电影《合同夫妻》里面发生的故事，影片的最后，认识到错误的乔德喜“负荆请罪”，得到了老婆慧妹的原谅，老杨母子也没有责怪乔德喜，把1500元还给了他，电影以喜剧的形式结尾，结束了这场闹剧。
影片中的乔德喜喜欢儿子，却没有不喜欢女儿，也没有瞧不起妻子，只是抵不过外界的风言风语，人言可畏，重压之下他迷了心智，才出此下策，本性并不坏，正因如此，慧妹最终才会原谅了他。相信两人之后如果用心经营家庭，会收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影片看似荒诞不已，却令人有所深思。它表达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对于家庭、对于夫妻感情的伤害。
慧妹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是这场闹剧的受害者，慧妹因没生儿子内心愧疚不已，被丈夫逼着再嫁他人又深受屈辱，同时利用老杨的善良又让她内心不安，但她不敢反抗，她害怕当时社会对离婚女人的偏见。
传统封建思想中，重男轻女，认为如果没有儿子继承香火，即使事业再成功，那也是个失败者。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80、90年代，人们为了生下儿子，费尽心思，有交巨额罚款的，也有假结婚的。
时代在进步，人们思想也在发生转变，现在，大家都明白了男女平等的道理，也摒弃掉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现如今，利欲熏心之下，有的人为了多买房，再度上演假离婚的荒唐事。
现实不是电影，你无法预知它的结局，凡事三思而后行，不要轻易挑战国家的法律政策，走这种捷径，小心鸡飞蛋打，人财两空！
乔德喜靠着做服装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同行很是眼红，当着众人的面讽刺乔老板：“连个带把儿的都不会生，就是赚个金山银屋又有什么用呢？”
这话一下子戳中了乔德喜的痛处，他有一个漂亮又贤惠的老婆，也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但是没有儿子。每每看到别人的大胖儿子，他都羡慕不已，想着自己哪天也能生一个。
不久后，乔德喜回老家，在饭桌上，老婆慧妹呕吐不已，她告诉乔德喜，自己可能怀孕了。
莫不是老天爷听到了自己的心愿，期盼的儿子来了，乔德喜很开心，可慧妹却十分担忧，已经生了两个，再生就超指标了。
为了确定是男孩还是女孩，乔德喜特意去算了一卦，上上签，他高兴极了。第三胎，必须得生下来，但他又不想交巨额罚款，该怎么办呢？
得知此事的表哥，想到了一个“借鸡孵蛋 ”的办法：让乔德喜和慧妹先离婚，慧妹和别人结婚，生下孩子后离婚，最后再和乔德喜复婚 。这样，乔德喜既有了儿子，也不用交罚款，可谓两全其美，美滋滋。
为了钱和儿子，乔德喜同意了，并且以一台20寸大彩电为报酬，让表哥帮忙物色人选。
回到家，乔德喜将此“妙计”告诉了慧妹，慧妹坚决不同意，大哭起来。见此，乔德喜使出“杀手锏”——假装吃药，以死相逼，慧妹只得无奈地点了头，答应下来，两人办了离婚手续。
表哥给慧妹挑选到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杨冬根，40岁，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贪财也不贪色，乔德喜颇为满意，当即安排两人见面。
让乔德喜没想到的是，慧妹与杨冬根竟是老相识，老杨还曾对慧妹有过好感。老杨表示，不嫌弃慧妹是二婚，会好好对她的。
看着善良的老杨，慧妹于心不忍，将原本的计划托盘而出。得知事情的缘由后，老杨怒发冲冠，与乔德喜大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
不甘失败的表哥为了大彩电，决定从老杨的母亲下手。
儿子40岁了，还打着光棍娶不着媳妇，这一直是母亲的心头病，在表哥的忽悠下，杨母当即同意了这门婚事，一向孝顺的老杨也只得点了头。
婚前，乔德喜担心两人假戏真做，于是与老杨签订了一个合同，酬劳1500元，规定两人只能有夫妻之名，不能有夫妻之实。
婚后，老杨和慧妹分房睡，引起了杨母的怀疑，为了抱孙子，她偷偷把两人锁在了一个房间，几番折腾，慧妹只得告诉杨母，自己已经怀孕，杨母顿时乐开了花，不再管小两口。
虽然签订了合同，但小心谨慎的乔德喜依然不放心，经常跑去偷听墙角。一天深夜，乔德喜又来了，透过窗户，他看到老杨光着上半身，躺在慧妹的床上，顿时不淡定了，立马冲进屋，要揍老杨。
慧妹拦住他，解释道：老杨头疼得厉害，我给他刮痧。乔德喜不相信，依然要揍老杨，吵闹间，慧妹被推倒在地，杨母听到动静，跑来一看，吓坏了，“我的孙子要是有个好歹，我就和你们拼了。”
而乔德喜一时得意忘形，说出了事情真相，杨母气得昏倒在地。
慧妹与杨母一起进了医院，出人意料的是，慧妹根本就没有怀孕，所谓的呕吐、不舒服是因为积劳成疾导致的，这下，乔德喜彻底傻眼了，儿子没了，老婆闹离婚，“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是电影《合同夫妻》里面发生的故事，影片的最后，认识到错误的乔德喜“负荆请罪”，得到了老婆慧妹的原谅，老杨母子也没有责怪乔德喜，把1500元还给了他，电影以喜剧的形式结尾，结束了这场闹剧。
影片中的乔德喜喜欢儿子，却没有不喜欢女儿，也没有瞧不起妻子，只是抵不过外界的风言风语，人言可畏，重压之下他迷了心智，才出此下策，本性并不坏，正因如此，慧妹最终才会原谅了他。相信两人之后如果用心经营家庭，会收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影片看似荒诞不已，却令人有所深思。它表达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对于家庭、对于夫妻感情的伤害。
慧妹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是这场闹剧的受害者，慧妹因没生儿子内心愧疚不已，被丈夫逼着再嫁他人又深受屈辱，同时利用老杨的善良又让她内心不安，但她不敢反抗，她害怕当时社会对离婚女人的偏见。
传统封建思想中，重男轻女，认为如果没有儿子继承香火，即使事业再成功，那也是个失败者。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80、90年代，人们为了生下儿子，费尽心思，有交巨额罚款的，也有假结婚的。
时代在进步，人们思想也在发生转变，现在，大家都明白了男女平等的道理，也摒弃掉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现如今，利欲熏心之下，有的人为了多买房，再度上演假离婚的荒唐事。
现实不是电影，你无法预知它的结局，凡事三思而后行，不要轻易挑战国家的法律政策，走这种捷径，小心鸡飞蛋打，人财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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